苏轼士大夫精神及其启示意义
苏轼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格典范，他为人善良幽默，为文纵横捭阖，为友可托生死，为政清正向民。诗词文赋书画全能，儒释道兼修，仁者智者合一。身处庙堂，忧国忧民，直言忠谏；谪居江湖，超然洒脱，遗世独立。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最浓最重。
一、苏轼士大夫精神的表现
苏轼作为我国古代士大夫的杰出代表，其身上所 表现出的士大夫精神有其共性的一面，如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与积极的现实参与意识，率性的人格自由追求与深沉的悲天悯人情怀，廉正的辅君为政观念与求是的治学修身原则等，但其更具独特的个性。
（一）苏轼是一个真性情的士大夫：真诚是苏轼最为动人的本色
“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安闲如啖蔗。”（《定惠院寓居夜偶出次韵》）苏轼从小在四川生活，经历过“食蓼”般的少年。但西蜀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苏家任侠尚义，乐善好施的家风，特别是母亲程夫人的教导，对苏轼影响极大、极深，造就了苏轼真诚善良，
极具血性的性格。熙宁二年（1069 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开始实施新政。当年九月实施青苗法，熙宁三年（1070 年）改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募役法，群臣反对。但新政之来，势如风暴，老臣反对无用，言官诤言不听，很多人因反对新法而被放外任。新法害民现象出现以后，苏轼极为不满，坚决反对以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针对现实，特别指出：
夫兴利以聚财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以言之？民者国之本，而刑者民之贼。兴利以聚财， 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赏。（《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刑政》）
熙宁四年（1071 年），苏轼向神宗进言：“陛下生知之性，开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为其直言所动：“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苏轼谨记此言，于当年二月撰长达3400 余言的《上神宗皇帝书》：“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化纲。”他在最后更是直谏神宗：“人皆谓陛下圣明神武，必能徙义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过遂非之风，此臣所以愤懑而太息不能已也。” 苏轼好友晁端彦劝他言语谨慎些，他却道：“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且慨然言：“使某不言，谁当言者？”苏轼非常明白这样做的后果：“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但他善良的本性，以及他本来自于西蜀田间，与老百姓血肉相连，深谙疾苦的自然禀情，使他对老百姓“有一种单纯而强烈的感情，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抱着情不自禁的同情心，逼得他要挺身出来，‘为民请命’”。苏轼的真诚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的直言上谏为民请命上，还表现在对待人，甚至是对待害己之人的态度上。章惇是迫害苏轼下手最为狠毒者之一，徽宗即位后，神宗遗孀、皇太后向氏摄政，大赦元祐老臣， 苏轼因此被召回朝。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三月，章惇被贬雷州，苏轼为之叹息，写信给友人黄箨（其母为章惇之胞姊）：“子厚得雷，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 譬太夫人也。”章惇之子章援，是苏轼元祐初贡举时所取门生，他料想苏轼此次回朝必会拜相，担心苏轼报复，便给苏轼写了封 800 余字的长信，想见苏轼一面，以观其态度。苏轼即回书一封：“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全然不计章惇百般陷害、章援忽视师门之前嫌，仍当他们一个是多年好友、一个是得意门生，如此真诚之怀，真天下少有！“同是圆颅方趾的人，用心之不同有如此”。
（二）苏轼是一个做实事的士大夫：务实是苏轼最卓越的品格
郦波教授评价苏轼是一位典型的平民阶层的知识分子精英，特别擅长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苏轼中进士后，初仕凤翔签判，政务之中有一项是将终南山特产的木材“编木筏竹，东下河渭”（《凤翔到任谢执政启》），供皇家土木建造之用。当地服役“衙前”，苦不堪言，甚至到了无以为生的境地。苏轼经过深入调查，得知是官府没有将伐木放排的时间安排好，应趁渭水黄河都未涨水时放筏，因时而进退，这样费用少而危险小。于是着手修订衙规，使当地百姓可自行选择放筏运木时间，以减少危险的发生，减轻他们的负担。此方案后获准实施，“衙前之害”减轻了一半。熙宁四年（1071 年）七月，苏轼离京任杭州通判。他自来杭州后，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奔走于所辖各县之间，察民情，体民生。他潜意识中已将自己与民众同视为“天民”，感同身受，同歌共哭。深入民间，务实求真的品格与作风，使他看到了饿殍满地，哀鸿遍野，公堂鞭扑，民不聊生的一幅幅惨象。
吴中田妇叹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自觉为民代言是苏轼作为士大夫发自本能的良知，为苦难民众呼号的诗篇，利如匕首，是他常遭时忌的重要原因之一。熙宁十年（1077 年）四月，苏轼徐州上任，不到两个月遇黄河决口，时又大雨，徐州城下水势急涨，情形危急。苏轼亲率吏民及守城兵卒，修筑长堤，抗击洪水。自堤开工之后，苏轼日夜巡视，派官吏分头守城，晚上就睡在城上，历时 70 余天，终获成功。喜作《河复》诗，序曰：“乃作《河复》诗，歌之道路，以致民愿而迎神休，盖守土之志也。”为消除水患，求徐州永久之安宁，他实地勘察，上书朝廷，请修河堤。“改筑外小城，创建木岸四条，大坑十五处，尽加堵塞。”[1]237 并在子城东门之上建“黄楼”，刻自撰《奖谕敕记》一文及皇上诏书，以示纪念。后又遇天降大雪，徐州出现燃料危机。他四处寻找，终在徐州城西南的白土镇寻得“石炭”（煤），以此开启了徐州 1000 多年的煤炭开采历史。
元祐四年（1089 年），苏轼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他储粮防灾，开设病坊（取名“安乐”，这是较早由官府设置的民间医院），施药（“圣散子”）防疫。治六井，解决杭州居民饮水问题。开西湖，不仅为杭州提供了稳定清洁的水源，而且消除了陈年水患。苏轼两次在杭为官，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好事，杭州的百姓也十分爱戴这位务实清正的好官。当年苏轼被贬黄州时，杭州民众为他设解厄道场，祈求上天保佑他能消灾平安。苏轼也曾说：“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杭州谢上表二首>之二》）。
（三）苏轼是一个有气节的士大夫：惜节是苏轼最可贵的个性
苏轼天生是一个率性任情的人，在虚伪而狡诈的官僚社会里，他自然成了与世俗格格不入的“狂者”。他自己很明白，如他诗中所言“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拙于林间鸠，懒于冰底鱼。人皆笑其狂，子独怜其愚”（《送岑著作》）。王安石变法之时，苏轼是反对派中的少壮分子，言论最为激烈。“乌台诗案”后，他被朝廷重新启用，同时一批旧臣也被重用，如吕公著、司马光等人，“元祐更化”拉开序幕。元祐二年（1087 年），司马光上书罢废免役法，苏轼凭他在地方为政的实际经验和体会，认为免役法确是比差役法进步许多的良法，便贾勇两次往见司马光，据理力争，但终因司马光固执己见而失败。苏轼本已受过一次重大打击，刚刚从被贬之地黄州召回朝，立足未稳，便如此仗义执言，实为少见。由此推知，他后来又遭元祐朔党攻击终是迟早之事。苏轼读书求知，原本就是期望能以自己的才智，解百
姓之苦难，救朝局之孤危。因此，他对因自己直谏诤言而遭打击陷害毫不在意。危身奉上，本又是文人儒者应有的节操，奋不顾身地谏言上策，是他赤子之心的真实表现。作为一名士大夫，苏轼文人气质偏浓，而官僚习气全无，在重名利、弄权术的官僚社会，能惜身自好，“遗世独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绝不妥协，用激烈的文字语言涤荡一切邪恶，实属难能可贵！苏轼在《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一诗中说：“西湖三载与君同，马入尘埃鹤和笼。”跻身官府群僚之中，他的精神却十分地孤独。“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雄雌。”(《和刘道原见寄》)，虽是对好友刘恕的向往，但也反映出“群乌”之中苏轼心头无边的寂寞。“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不如汗血马，作驹已权奇。……君看立仗马，不敢鸣且窥。调习困鞭箠，仅存骨与皮。人生各有志，此论我久持”（《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他生性只是一只奔游于原野的麋鹿，如今却做了一匹“立仗马”——那种披红挂彩、金勒雕鞍的仪仗队里的马匹。“终日无声，而饮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新唐书?奸臣传上?李
林甫传》）他满心厌恶，百不自在。对那些沉浮利禄的无知下士，沐猴而冠，俨然作态，充满了卑视与厌憎。有老者章传道劝他，稍稍贬抑一点自己，以适应这个现实，苏轼昂然答道：“如尔自贬，终不谐俗，故不为也！”
在宋代士大夫阶层社会中，家养伎乐，歌舞侍宴的风气盛行，苏轼家也不能免俗。他喜欢与朋友在一起群居热闹，但从不昵妇人，也很少与家中侍女说话。 苏轼的家伎主要是用来招待那些不可与言而又不得不招待的俗客，以丝竹歌舞来应付乏味。真正高朋嘉宾，则只需香茗佳酿，相坐欢言，兴会无前。“已将镜镊投诸地，喜见苍颜白发新。历数三朝轩冕客，色声谁是独完人”（《书寄韵》）。50 岁后的苏轼对自己一生不耽声色也颇感自豪。有人说苏轼如此是为养生，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惜身自律的品性修养。
二、苏轼士大夫精神的当代启示意义
宋代文化是一种高度成熟的理性文化，苏轼作为宋文化的集大成者[3]，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宋代士大夫的楷模，其影响深远，是自宋以后的历代士大夫所希望能做到的景仰对象，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士大夫精神于当世也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一）在为政层面上，苏轼廉政为民的思想仍具有当代的启示意义
当代中国的廉政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并结合当代中国的国情、党情丰富和发展而成的。苏轼廉政为民的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廉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民日报》社课官的领导观，使他从政 40 年，历任八州太守，三部尚书，而他的政敌从未能在廉洁问题上对他有任何的诘难，以致谢景温借苏轼兄弟乘船运送父亲棺材回乡，诬告他们滥用官家卫兵一事沦为自取其辱的笑谈。他作为一名清官，平时俸禄，“随手辄尽”（《与章子厚书》）。出任密州太守时，竟到了吃顿饱饭都没钱的地步，拉着好友密州通判刘廷式到城墙根挖野菜吃。被贬黄州时，更是不名一文，生计极其困难，只得躬耕东坡养家糊口。苏轼“功废于贪，行成于廉”（《六事廉为本赋》）这句话已成为无数为官从政者的座佑铭，他的廉政为民的思想与实践，深刻地启示着党政领导干部要崇廉拒腐，以廉为首，以民为本，勤政为民。“以其功兴而民劳，与之同劳；功成而民乐，与之同乐，如是而已矣。”（《既醉备五福论》）尚若如此，则定能做到不忘初心使命，风清而气正，“不想腐”才有了真正的思想根基。
（二）在社会层面上，苏轼求真向善的精神仍具有当代的启示意义
有学者认为，“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阶层，这个精英阶层在当代社会的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一精英群体不能通过人格力量、道德表率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究其原因，大多是因迷失心智，失去良知而“失心”“失语”。苏轼无论从哪方面来衡量，他都是当时社会上当之无愧的最杰出的精英分子。他既执着于自己的入世愿望，又能身心自在，心境平和。24 岁时，在《送宋君用游辇下》诗中，苏轼鼓励他的朋友：“赖尔溪中物，虽困有远游。不似沼沚间，四合狱万鲰。纵知有江湖，绵绵隔山丘。人生岂异此，穷达皆自由。”实际上，他也是在明示自己，读书为求世之用，要在更广阔的天地展示才能，发挥光热。苏轼毫不掩饰对政治权力的渴望，对政治抱有无比的热忱与信心，因为他认为现实政治的权力，具有广泛的改变一切的力量，可以实现他为生民的福祉做一番事业的理想。但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他又坦然面对，乐观对待，唯一不变的是赤子之初心，唯一能做的是求真向善，敢说真话，敢做实事。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当时对茶、盐、酒、矾实行官卖，称之为“官榷”。当大多数官僚以此盘剥百姓，中饱私囊时，苏轼却于元丰八年（1085 年）上《乞罢登莱榷盐状》，请求朝廷罢除登、莱两州榷盐。后又作《上韩魏公论场务书》，向宰相韩琦提出“以官榷与民”的主张。既坚持操守，又能想方设法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苏轼受到后世士大夫的普遍热评论部所编录的《用典》一书中，总书记引用苏轼的名句达 7 次之多[4]。苏轼超然物外的名利观、以人为本的惠民观、节用廉取的律已观、建章爱，实为历史的必然。”[6]
苏轼求真向善之举不可胜数，在黄州施救溺婴，
在儋州办堂教学，在常州退宅于妇，等等。他深刻启示着社会精英们应不趋炎附势，不违背良知，敢说真话，善行好事，以期以自己独有的人格魅力开启良好的社会风尚，而成为千古垂范的传播正能量楷模。
（三）在文学层面上，苏轼旗帜引领的精神仍具有当代的启示意义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主要媒介。同时，文学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的繁荣也有利于文化的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又为文学创作提供更多的源泉和更广阔的背景。2021 年 12 月 14日，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团结凝聚爱国奉献的文艺工作者，培养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文学家、艺术家。”苏轼作为北宋中期的文坛盟主，他甘为人梯，奖掖后进，将宋代文学推向高潮。在欧阳修主盟宋初文坛时，他就明确表示把将来领导文坛的责任交给年轻的苏轼，并预言苏轼成就会超过自己。苏轼当仁不让，他对门人宣称：“方今太平盛世，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李廌《师友谈记》）苏轼高擎宋代文学革新运动大旗，沿着欧阳修开创出的道路，继续前行，发扬光大。他强调“文以载道”，要关注国家社会，这使得宋代的诗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风骨。“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苏轼好论，他的亭台游记文赋几乎篇篇有议论，在诗中也大量使用议论。过多议论虽会削弱诗的韵味和意境，但也为诗歌开辟了新的题材范围和美学意境。这种诗歌创作的形式虽不是苏轼一人所为，但他的哲理诗无疑影响着宋代讲坛一大批的后进诗人，使宋诗呈现出与唐诗完全不同的风貌。苏轼在词的创作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就其贡献而言远超于苏诗和苏文。他提出词“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放之词，开豪放词派之先锋，使词冲破“艳科”的樊篱，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而在宋代达到巅峰状态。在苏轼的门生中，无论是“苏门四学士”还是“苏门六君子”，他们的文学成就不同，各有风格，苏轼从不强人与他同调，十分尊重他们的创作，因而在当时形成了各自的文风，创造了宋代文学各具特色，万象纷呈的新境界。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苏轼甘当旗手，敢于引领的文坛盟主气质深刻地启示着当代的文学家、艺术家要深入实际，关注社会，守正创新，为时代立言，为人民创作，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三、结束语
苏轼，这位一谈到他“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的大文豪[7]，“达则金马玉堂为帝王的师傅，开封州郡为封疆大吏；穷则为大廋岭外的南荒逐客，桄榔林中食芋饮水的诗人”。他真正做到了“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章句上》）。研究东坡文化、讨论东坡精神已成为一门学问——“苏学”。其实无论是“东坡文化”还是“东坡精神”，其核心要义仍是士大夫文化和士大夫精神。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是当代文化建设，乃至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苏轼作为文化先贤和士大夫楷模，他的事迹和文学作品中蕴含着极其深邃的思想和令人景仰的精神，激励着后世的士大夫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不惮前驱。而这一切亦超越时空，在当代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意义。这或许才是讨
论、挖掘“东坡文化”和“东坡精神”的真正意义和终极目标。
——程朝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