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史》全四卷,由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撰写。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此书系统性介绍了中华大地上几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瑰宝。本次阅读第一卷,其余三卷有机会再读。
第一卷主讲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先秦时期的文明发展进程。作为唯一一个从发源至今绵延不断的文明,中华文明在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条件是不能够忽视的。首先,地理位置上,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被诸多关隘环绕包围,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保护——东侧是宽广的太平洋,西侧有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天堑,南侧是复杂的横断山脉,北侧则是广大的西伯利亚冻原。在原始社会时期,要想跨过这些阻隔,要付出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可以说,相比于其它三大古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这些复杂的地形地貌,阻隔了外族的入侵,为保护中华文明的幼苗提供了环境上的优越条件。其次,相对稳定的气候条件为文明的延续提供了便利:黄河与长江水量丰沛,为中下游地区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有利于农业灌溉,促进先民从原始的流动采集转变为更先进的定点种植,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和安磁山遗址出土的粟灰是最有力的证明。且根据这两处遗址内发现的极大存量的化石推算,当时的先民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这当然离不开良好的地理水文环境,也展现出先民们高超的种植技巧和勤劳的耕作习惯。当然,也可以合理地推算,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化也在这一时间段内完成。
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开放包容的观念发挥的作用也是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一大重要影响因素。诸如“崖山之后无华夏”之流的论调,显然是没有真正理解中华文明活力旺盛的根本所在。中国历史上,华夏大地经历过多次外族入侵,但是外来的文化与民族最终都被中华文明囊括在内,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究其原因,中华文明强大的向心力和同化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楚武王称“我蛮夷也”,却仍要进入中原与诸侯会盟,并且上表周王室抱怨说分封的爵位太小,又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可见其从根本上来说是认可华夏文化的,及至楚庄王,慕义向化的表现则更加明显。且几乎所有入侵的所谓的“蛮夷”,都效仿传统的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建立国家,远如北朝,近有元清。这种向心力与同化力,保证了无论统治集团原本处在什么文化环境中,携带怎么的文化传统,只要进入中华大地建立大一统王朝,就必然会学习中华文明的内容,将自己民族的文化融入中华文明,最终成为一个组成部分。开放包容、去芜存菁、充满活力,这是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更是延续几千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密码。
目前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朝代当属殷商,至于更早的禹夏和三皇五帝时期则已不可考,但有大量的考古遗迹以及文字资料指向夏朝的存在。然而对夏王朝的存在,当今学界仍然存在争议。我们期待考古工作者能够找到决定性的证据,证明夏朝的存在。作为中华大地上确切可考的第一个王朝,商朝为后人留下了许多遗产,包括汉字的雏形——甲骨文。及至周朝,周公在原有的制度基础上设计的礼制,成为贯穿中华文明的一道脉络。此后千百年间,礼制成为了统治集团维护自身统治稳定的重要工具。长幼有序,君臣有别……礼的各个方面已经渗入了中华文明的各个细节,渗透到了每个中国人的基因之中,在向其它地区散播的过程中,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达的青铜器制造工艺和独特的玉器雕琢工艺,在那个时代下更加凸显出先民们的勤劳和智慧。
提到了礼,就不得不提到与之相伴相生的乐。礼脱胎于祭祀仪典,乐也是产生于祭祀过程中。在千年之前。先民就根据三分损益律制成了相当完善的乐器演奏系统,曾侯乙编钟更是令每一个国人自豪的发现。古琴相传为伏羲氏所制,更有诸多其它传说,流传至今,尽管古谱有所散佚,但其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
在思想上,诸子百家争鸣更是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源泉。儒、道、墨、法、阴阳等诸多学派的思想传统在交流和争论中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诸子的思想也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成为中华文明的特殊基因。可以说,从秦汉到清末,中国的主流思想都是延续着诸子百家的思想成果。无独有偶,此时的古希腊文明也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诸位思想大家,古印度则有释迦牟尼,古巴比伦产生了先知团体,代表则是亚伯拉罕。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认为的儒家仅仅是一种思想,但是也有西方学者们却认为儒家是“儒教”,典型如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当然,韦伯的研究是建立在其自身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和基础上的,在思考和阅读时是需要考虑的。
可见,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已经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并且在百家争鸣时期达到了思想上的巅峰。这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中华文明的坚实地基,是贯穿文明的基因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