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夜行》
茫茫的草海，一眼望不到边，大队人马已经过去了，留下一条踩得稀烂的路，一直伸向远方。
干粮早就吃光了，皮带也煮着吃了。我空着肚子，拖着两条僵硬的腿，一步一挨地向前走着。背上的枪支和子弹就像一座山似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唉！就是在这稀泥地上躺一会也好啊！
迎面走来一个同志，冲着我大嚷：“小鬼，你这算什么行军啊？照这样，三年也走不到陕北！”
他这样小看人，真把我气坏了。我粗声粗气地回答：“别把人看扁了！从大别山走到这儿，少说也走了万儿八千里路。瞧，枪不是还在我肩膀上吗？”
他看了看我，笑了起来，就和我并肩朝前走。他比我高两头，宽宽的肩膀，魁梧的身材，只是脸又黄又瘦，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
“小同志，你的老家在哪儿呢？”他问我。“金寨班竹园。”
“班竹园！有名的金寨大暴动，就是从你们那儿搞起来的。我在那儿卖过帽子。”
一点不错，暴动前，我们村里来过几个卖帽子的人。我记得清清楚楚，爸爸还给我买了一顶。回家来掀开帽子里一看，里面有张纸条，写着“打倒土豪劣绅”。真想不到，当年卖帽子的同志竟在这里碰上了。
我立刻对他产生了敬佩的感情，就亲热地问他：“同志，你在哪部分工作？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呀！”
“我吗？在军部，现在出来找你们这些掉队的小鬼呀。”他一边说，一边摘下我的枪，连空干粮袋也摘下去了。“咱们得快点走呀！你看，太阳快落了，天黑以前咱们必须要赶上部队，这草地到处是深潭，掉下去可就不能再革命了。
听了他的话，我快走几步，紧紧地跟着他，但是不一会儿，我又落下了一大段。
他焦急地看看天，又看看我，说：“来吧，我背你走！”我说什么也不同意。这一下他可火了：“哎呀别磨了，你想叫咱俩都丧命吗？”他不容分说，背起我 就往前走。
天边的最后一丝光亮也被黑暗吞没了。满天堆起了乌云，不一会儿下起大雨来，我一再请求他放下我，怎么说他也不肯，仍旧一步一滑地背着我向前走。
突然，他的身子猛地往下一沉，“小鬼，快离开我！”他急忙说，“我掉进泥潭里了。”
我心里一惊，不知怎么办好，只觉得自己也随着往下陷。这时候，他用力把我往上一顶，一下子把我甩在一边，大声说：“快离开我，咱们俩不能都牺牲！——要……要记住革命”……
我使劲伸手去拉他，可是什么也没有抓住。他陷下去了，已经没顶了。
我的心疼得像刀绞一样，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多么坚强的同志！为了我这样的小鬼，为了革命，他被这可恶的草地夺去了生命！
风，呼呼地刮着，雨，哗哗地下着。黑暗笼罩着大地。“要记住革命”——我想起他牺牲前说的话。对，要记住革命！我抬起头来，透过天边的风雨，透过无边的黑暗，我仿佛看见了一条光明大道，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我鼓起勇气，迈开大步，向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走去。
《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阻拦红军北上;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想把我红军消灭在桥头上。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忽然对岸出现了 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米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两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流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桥对岸的泸定桥背靠着山，西门正对着桥头。守城的两个国军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红军的主力渡过了 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当中国人无上光荣》
1913年秋天，不满18岁的吉鸿昌瞒着家里人，毅然投身军营，在冯玉祥手下当兵。他凭着吃苦耐劳、智勇、正直被冯玉祥所赏识。短短几年间，从学兵、连长，继而晋升为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十军军长。
立志“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吉鸿昌，秉性刚直，疾恶如仇，尤其痛恨那些卖国求荣、分裂祖国的行径。
一次，蒋介石以高官厚禄拉拢吉鸿昌，要他率部进攻苏区。吉鸿昌不愿看到手足同胞自相残杀，就以生病为由，隐退上海。在上海，他与组织取得联系，策划率部起义，不料被蒋介石察觉，解除了他的兵权，“安排”其出国考察。
1931年9月，吉鸿昌即将启程出国。这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吉鸿昌当面向蒋介石请缨，要求准允他带兵到一线抗击日军，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无理拒绝。9月23日，吉鸿昌被迫登上了出国的轮船。
刚到美国时，吉鸿昌接二连三地遭到美国人的侮辱。有一次，吉鸿昌准备往国内寄些衣物。当他告诉邮递员要往中国寄东西时，邮递员竟然说“不知道中国”，这令吉鸿昌非常气愤。有在外国的中国人听说这件事之后，就劝他“委屈”一下，把自己说成是日本人，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吉鸿昌听了勃然大怒，厉声斥责：“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却认为当中国人无上光荣！”余怒未消的吉鸿昌回到家里，立即找来一块木牌，亲自写上“我是中国人”五个大字，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这块牌子挂在胸前。他要让所有看不起中国人的外国人看到，真正的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以自己是中国人自豪。
1932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了中国。为了组织抗日武装，他变卖家产购买武器，联络各地抗日武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中去。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被逮捕。11月24日，蒋介石下令“立时枪决”吉鸿昌。吉鸿昌正气凛然，无所畏惧，他披上斗篷，以树枝作笔，在刑场的地上写下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扔掉树枝，吉鸿昌转过身，声色俱厉地对行刑的特务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吉鸿昌又对开枪行刑的特务命令：“到前面开枪！员要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么打死我的！”而后吉鸿昌挺起胸膛，振臂高呼：“中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
吉鸿昌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39岁。
《壮志未酬身先死》
1918年，17岁的邓恩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大量阅读宣传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转变。1920年11月，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人发起组织“励新学会”。1921年春，在上海、北京组织的帮助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成立，王尽美、邓恩铭担任小组负责人。同年7月，王尽美、邓恩铭赴上海出席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9月，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人在济南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3年，他受中共济南地方支部委派到青岛开展工作。青岛是邓恩铭从事革命工作时间最长的地区。他克服政治环境险恶、经费紧张等困难，深入群众中间，在工人中发展党团员。在青岛四方机厂附近，他创办了工人文化补习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组织，联系党团员，领导工人斗争。
邓恩铭利用在《胶澳日报》编辑《胶澳副刊》的机会，连载《列宁传略》，发表介绍十月革命和世界工人运动的文章，传播革命理论，唤起民众觉醒。在他的努力下，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建立了中共青岛组。他积极发展工会组织，发动工人运动。1925年2月8日，邓恩铭发动了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经过9天斗争，迫使厂方答应了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这年的4月到7月间，邓恩铭连续组织发动领导了日商纱厂工人的3次罢工。他奔走于青岛各区各界，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新高潮。
在组织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邓恩铭曾两次被捕。1929年1月，他在济南向山东省委汇报工作期间，因叛徒告密，第三次被捕。在被关押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一直是狱内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领导着被捕党员同敌人进行斗争。他动员大家坚持学习，准备出狱后为革命多做贡献。曾在狱中领导难友进行数次绝食抗争，并策划了两次越狱斗争。
面对敌人的残酷刑罚和威逼利诱，邓恩铭毫不畏惧，表现出一位人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1931年3月，邓恩铭给母亲写下最后一封家书，以一首诗抒发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1931年清明节的凌晨，国民党的枪口对准了这位年轻人的胸膛，邓恩铭和他的21位战友英勇就义，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洒下了最后一滴鲜血。
《刑场挥写就义诗》
1900年，夏明翰出生于湖北秭归县一个名门望族。从小就心系国家命运的夏明翰，在上学的时候便加入了学生爱国组织，成为当地著名的爱国学生。
1920年，夏明翰在长沙结识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并经他们二人介绍加入了。入党后不久，夏明翰为湖南培养出一大批党团骨干。“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从武汉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夏明翰主要负责联络工作。1927年10月，夏明翰领导发动了平江、浏阳的农民暴动，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
1928年初，中央调夏明翰到湖北，任湖北省委常委。这时，统治湖北的桂系军阀破坏了一批暴动机关，并加紧搜捕其他员和革命群众，许多被捕者不经审判便被处决。面对白色恐怖，夏明翰全无惧色，仍奔走在各个秘密机关，部署“停止年关暴动”计划。就在夏明翰送李维汉乘船回上海、自己准备转移时，不幸被捕。
夏明翰被捕后，连续受到残酷刑讯，他在拷打中无所畏惧，怒斥反动审判官。回到牢房，他知道生命将要结束，便用敌人扔给他的半截铅笔分别给母亲、妻子和姐姐写了诀别信。
在给母亲的信中，夏明翰写道：“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在给妻子的信中，夏明翰写道：“我一生无愁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凄凄泪涟涟。张眼望，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在给大姐的信中，夏明翰写道：“大姐为我坐监牢，外甥为我受株连，我们没有罪，我们要斗争，人该怎么做，路该怎么走，要有正确的答案。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三封家书，饱含着夏明翰对家人的思念和期望，也彰显着一名人的坚定信念。被捕两天后，即1928年3月20日清晨，年仅28岁的夏明翰被带到汉口余记里刑场。行刑官问他有无遗言，他大喝道：“有，给我拿纸笔来！"接着，他挥笔写下了这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刑场上的婚礼》
1928年1月27日，由于叛徒向敌人告密，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不幸落入敌人魔掌，一起被捕的还有组织上派到周文雍身边协助工作的陈铁军。
陈铁军，原名陈燮军，在广东大学文学院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铁心跟走，她将原名燮军改为铁军。广州起义准备期间，陈铁军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参与起义。起义失败后，党组织要求他俩仍然假扮夫妻，寻找失去联系的党员，重建秘密联络点。
审讯过程中，敌人对周文雍施以“放飞机”“坐老虎凳”“插手心”等酷刑，周文雍几次晕厥，但他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敌人又用高官厚禄来诱惑，他仍严词拒绝、毫不动摇。最后敌人强迫周文雍写自首书，他痛斥反动派的无耻罪行，毅然在墙上写下遗诗：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开庭判决。周文雍又利用法庭这个“讲坛”同敌人斗争，宣传革命真理。
敌法官问：“你为什么要参加？”
周文雍说：“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
敌法官问：“哪些人是？从实招来！”
周文雍说：“全中国的工农都是，你去抓吧！是杀不完的。”
在狱中，陈铁军也同周文雍表现得一样坚强，她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不为所动，只关心“丈夫”的情况。
当敌法官宣判周文雍和陈铁军死刑时，他俩神态自若，视死如归。敌法官问周文雍有什么要求，他提出和陈铁军照一张合影，敌人应允了，把摄影师带到监狱里来。周文雍和陈铁军肩并肩站在铁窗下照了一张相，作为给党和同志们的永别留念。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他们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这份感情一直被埋藏在心底。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革命者的婚礼。
1928年2月6日下午，天空下着毛毛细雨，寒风刺骨。敌人将周文雍、陈铁军从监狱押赴红花岗刑场。他们沿途慷慨激昂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万岁！”等革命口号，并高唱《国际歌》。群众闻讯赶来，无不为之动容，自发地尾随刑车为英雄送行。
在敌人的枪口前，面对着围观的百姓，陈铁军大声呼喊：“我和周文雍同志假扮夫妻，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合作得很好，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专心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谈个人的感情。现在，我们要结婚了。就让国民党刽子手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刽子手的枪声响了，这对革命伉俪倒下了。周文雍在牺牲前，用最后的气力向群众呼喊着：“同志们！革——命——到——底！”
《抱着炸药包冲敌阵》
1950年11月25日，中朝军队发起了第二次战役，杨根思连长所在的部队奉命开往东线长津湖地区，对敌人实施分割围歼。杨根思率领全连以一夜65公里的速度，急行军来到下碣隅里的大南里，一场激烈的围歼战开始了。
1071高地是被围困美军南逃的必经之路。上级把坚守1071高地，堵截敌人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杨根思的3连。杨根思回到部队进行了战斗动员，决定自己带领3排防守1071高地前沿阵地。营长说：“你和你的3排，不许敌人爬上小高岭寸步，要坚决把敌人消灭在小高岭阵地之前。”得到指示，战士们纷纷表示：人在阵地在，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守住阵地。
11月29日拂晓，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以数倍于我军的兵力，向高地发起了疯狂进攻，企图夺路而逃。待敌人靠近距自己三四十米的地方时，杨根思一声令下，火力全开，打退了敌人第一次进攻。敌人恼羞成怒，集中了重炮及轰炸机，将炸弹、燃烧弹、凝固汽油弹，倾倒在这座小山顶上，阵地成了一片火海。与此同时，敌人又用8辆坦克掩护两个连的步兵，向高地发动了集团冲锋。杨根思率领战士用炸药包炸毁了敌人的坦克，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残酷的战斗使3排伤亡严重。全排只剩下五六个人，弹药也不多了。杨根思利用战斗间隙，命令打光了子弹的重机枪排长撤下阵地，照顾伤员。最后，阵地上只剩下杨根思一个人了。他搜集了阵地上能够使用的每一件武器和仅有的一包炸药，选择好地形隐蔽起来，准备迎接再一次战斗。
一阵炮火过后，原以为志愿军早已悉数阵亡的敌人又向小高岭进逼。这时，杨根思突然站起来，向敌人猛烈射击。当四五十个敌人再次冲到跟前，杨根思子弹已用尽，他毫不犹豫地点燃了炸药包的导火索，一跃而起，冲向敌群。随着一声响彻云霄的巨响，杨根思用宝贵的生命履行了“人在阵地在”的誓言。杨根思为保卫祖国、为朝鲜人民的解放和世界和平壮烈牺牲，年仅28岁。1071高地成为敌人永远无法跨越的屏障。
1952年5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将杨根思生前的连队命名为“杨根思连”，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授予他“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称号。
《革命者绝不下跪，只能站着死！》
1926年6月，陈延年在旅法中国少年旅欧支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和赵世炎、周恩来等人一起当选为委员;9、10月间，她和弟弟陈乔年又与王若飞等人一起，经胡志明介绍参加了法国。不久转为中国党员。1927年3月，陈延年奉命前往武汉，参加党的五大筹备工作，之后回上海。4月22日，他接替了罗亦农的江浙区委书记一职，并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工作中，陈延年一向勇挑重担，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骆驼，忘我而无私地战斗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陷入腥风血雨之中。陈延年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和许多虎口余生的革命者一道坚持战斗。1927年6月16日，因一名交通员被捕，暴露了江苏省委(此时，“江浙省委”已分为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陈延年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地址和人员名单。
这天下午3时，江苏省委被大批国民党特务包围，陈延年见无法逃脱，便用桌椅板凳与敌人展开搏斗，并让其他同志趁机逃出。陈延年等4名同志不幸被捕。
由于陈延年平常不照相、不看戏、不上饭馆，被捕时，又是一身粗衣打扮，称自己是被雇用的炊事员，所以并没有暴露身份。谁知，其父亲的同乡好友汪孟邹得知这个消息后，竟然自作主张，托朋友打通国民党内部的关系，希望能使陈延年早日恢复自由。不料，所托之人吴稚晖对陈延年兄弟二人在法国公开放弃无政府主义、转信马克思主义早已怀恨在心，加之“四一二”前后陈延年一直都在反对蒋介石，这些信息国民党内部早已掌握。陈延年的真实身份暴露以后，敌人软硬兼施，酷刑之下，他仍不改口，表现出一名员的钢铁意志。敌人见无法使他屈服，于是坚定将他处决。1927年7月4日夜，陈延年被押赴刑场。当刽子手要他跪下时，他傲然屹立，大义凛然地说:“革命者决不下跪，只能站着死!”刽子手一拥而上，拼命地把他往地上按，他却一跃而起。如此反复再三，刽子手也没能把他按倒。最后，刽子手一阵乱刀，将陈延年活活砍死，随后又惨绝人寰地将陈延年的尸体剁成数块。陈延年英勇就义时，年仅29岁。在他短暂的生命中，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抬担架的“指挥员”》
1950年11月，在解放战争中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干德明，随部队入朝参战，担任志愿军第26军227团5连担架员。因为他曾身负数十次重伤，患有神经性头痛，就是这个职务，也是三番五次向上级申请才争取来的。虽不是一名战斗员，但王德明却很满足:“只要能上前线，让我干啥都行!”
第4次战役打响后，王德明所在的连在汉滩江南岸担负阻击敌军任务。敌军派出大量飞机和坦克对我阻击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火力非常凶猛，王德明所在的5连损失惨重。连队的伤员运不下来，弹药送不上去，这可急坏了干德明。危急关头，他第一个跳下冰冷刺骨的汉滩江，涉水过河，往返运送弹药和伤员。
一次，王德明刚刚运送两箱手榴弹到阵地上，发现连队出现了短暂的混乱，他赶紧上去询问情况。原来，排以上的干部全部牺牲或负伤了，连队暂时没有人指挥，战士们不知道这仗怎么打才好。
紧急时刻，王德明站了出来，对大家说:“大家不要乱!我是党员，是老兵，现在听我指挥!” 说完，他根据以往的战斗经验，理清当前的作战情况，迅速做出了部赛:以10名战士正面防守，剩余5人在侧翼的机枪阵地讲行火力打击。
简短布置后，敌人已经黑压压地冲了上来。王德明沉着指挥，亲自带1名战士坚守左翼机枪阵地，很快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攻击。
敌人被打退后，王德明立即下令跳出战壕捡弹药，然后迅速调整兵力。当敌军第二次发起冲击时，王德明一声令下，15名战士手榴弹齐发，炸得敌军狼狈而逃。
敌军很快发起了第三次冲锋，而此时，我方的弹药已经不足，无法再拼火力。王德明轻轻抚摸了一下手中的刺刀，坚定地说:“兄弟们，是时候拼刺刀了!打完弹药，听我号令，杀他个片甲不留!”
敌军再度冲上来时，战士们再一次顽强阻击。弹药打完后，王德明甩掉了机枪，抽出刺刀，第一个跃出战壕直接冲着敌军指挥官杀去。战士们在他的带领下同时冲出战壕，杀声震天。敌军被我军冲天的斗志吓傻了，纷纷撤退。随后，我方增援人员也赶到了，牢牢地守住了阵地。这一战，王德明一人歼敌39人，荣立特等功，被授予“级英雄”荣誉称号。
《此心不可动，此志不可移》
何功伟1915年生于湖北咸宁，抗战爆发后，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鄂西特委书记。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西地区进行了疯狂的搜捕，大批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被捕入狱。1941年1月20日，由于叛徒出卖，何功伟不幸被捕。
听说抓到了何功伟，国民党高层高兴坏了。当时的国民党湖北省主席陈诚亲自电令：要好好对待何功伟，如果能诱降成功，湖北将除一大敌。
于是，特务们软硬兼施，刚开始以死亡威胁，何功伟以冷笑对之；随后以高官厚禄引诱，遭到何功伟怒斥；最后又搬出当地名士、社会名流，结果不但没说服何功伟，反而被何功伟驳得哑口无言。
何功伟经受住了严刑拷打，挫败了敌人的“劝降”伎俩和“感化”阴谋，严词拒绝了敌人高官厚禄、出国留学等所谓“自首”条件。他赋诗填词，谱写了《狱中歌声》：“我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志似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他还诵《正气歌》、咏《满江红》，以此作为鼓舞战友同敌人斗争的武器。
最后，陈诚想到了何功伟的父亲何楚瑛，电令将老人家接来，希望他以养育之恩来感化何功伟。
何楚瑛救子心切，匆忙赶到监狱，对儿子进行“劝导”。可怜的父亲多次给儿子跪下，希望他能回头，哪怕只是回老家当个教书先生。
一边是生养自己的老父亲，一边是自己毕生追求的革命信仰，该怎样选择？何功伟没有想太多，提笔给父亲写了一封家书：“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身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
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被国民党特务押往刑场。到刑场的路上，有一条100级的石板路，刽子手告诉他：“你上一级，我问你一次‘回不回头’，你若回头，就免于一死，你若走完台阶还不回头，就只能枪毙了。”
可以说，这100级石板路，就是100个活命的机会，只要答应一声，就可以活命。
果然，何功伟每走一步，刽子手都问一句“回不回头”，100级石板路，问了100次，但何功伟自始至终没有开口，直到走完了100级石板路。
这样坚定的革命意志，连刽子手都被感动了，等何功伟走完100级石板路的时候，刽子手不由自主地上去扶住了他。
就这样，何功伟义无反顾，昂首向前，唱着《国际歌》慷慨就义，年仅26岁。
《可敬的“傻子”》
天快暖了，连队里发放夏衣，每人两套单军装、两套衬衣、两双胶鞋。大家喜滋滋地向司务长领来了衣服。发到雷锋的时候，他却说：“我只要一套军装、一件衬衣和一双胶鞋就够了！”
司务长奇怪地问道：“为什么只要一套？”
雷锋说：“我身上穿的军装，缝缝补补还可以穿。我觉得现在穿一套打补丁的衣服，比我小时穿的要好上千万倍呢！剩下的衣服交给国家吧！”
雷锋生活十分勤俭，即使浪费一丁点儿都觉得心疼。他钉了一个木箱子，里面螺丝帽、铁丝条、牙膏皮、破手套……应有尽有，他把这叫作“聚宝箱”。
要是车上缺了个螺丝、坏了个零件，他都先到“聚宝箱”里找，能代用的就代用。要是擦车布实在烂得不能用了，他就从“聚宝箱”里找出破手套，洗干净了做擦车布。至于牙膏皮、铁丝条什么的，他攒到一定数量就卖给收破烂的，得了钱全部交给公家。
雷锋的生活很简朴，从来不随便花一分钱。组织上每月发给他的津贴，他留下一角钱交团费，两角买肥皂，再用些钱买书，好扩充他的“小图书馆”，其余的钱全部存入银行。他穿的袜子，补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完全改了样，还舍不得丢。他用的搪瓷脸盆、漱口杯，上面的搪瓷几乎掉光了，也舍不得换新的。
有的同志实在不明白，就问他：“雷锋呀，你就一个人，没家没业的，干吗这样苦着自己？”
雷锋说：“谁说我苦着自己？现在的生活比起我过去受的苦，真是好上天了。”
他又说：“谁说我就一个人，没家没业？我们祖国大家庭有六亿多人口呢。为了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党中央号召咱们艰苦奋斗，这样做不对吗？”
有的同志就说：“国家那么大，也不缺你那几块钱啊！”
雷锋说：“积少成多啊！每人一天节约一角钱，你算算，全国一天节约多少钱？当了国家的主人，不算这毛账还行？”
有人说雷锋是“傻子”。雷锋却说：“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就是‘傻子’，那我是心甘情愿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
《英名碑上的“活烈士”》
1947年4月，国民党军队向沂蒙山解放区发起疯狂进攻。
26日凌晨，韩成山跟随部队急行军10公里，赶到黄崖山。我军刚把兵力布置好，国民党整编第74师就“兵临山下”。敌军先是以4架飞机、两个炮兵营对黄崖山阵地进行狂轰滥炸，然后以一个营的兵力发起冲锋。
战斗进行得很惨烈，敌人一个营被打退了，又增加一个营，两个营都被打退了，又以一个团的兵力从正面进攻。战斗从上午打到下午，镇守阵地的7连打退了敌人的七八次进攻。7连战士伤亡过半，弹药将尽，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上级命令7连迅速撤出战斗。但是，此时坚守黄崖山主峰的7连一排被敌军死死包围。
黄崖山主峰西面是深480米的悬崖，北面是深沟，而此时成千的国民党士兵从东面的坡上蝗虫似的涌上来。
“同志们，人在阵地在，跟敌人拼到底！”排长朱际昌下了命令。不久，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战士们抱起石头砸向敌人。
这时，韩成山听到距离阵地十多米的敌人高叫着：“抓活的！”朱排长将身上最后一枚手榴弹扔向敌人，随后就纵身跳下悬崖，韩成山也随着排长纵身一跃……
第二天凌晨，韩成山奇迹般地醒了过来。他发现右腿骨折了，右手拇指被摔断了，浑身上下全是伤。天亮时，他发现有个老农向他走来。当老农得知韩成山是八路军后，迅速将他背到一个大石洞里藏起来。
老农名叫石贞文，是蒙阴县垛庄镇东大洼村人。石贞文每天都给韩成山送来煎饼和水，采草药给他治病，还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盐拿出来给他清洗伤口。
一次，石贞文给韩成山送来了羊肉汤。一问才知道，老人将家里仅有的一只小羊宰了。跳崖时都没掉过一滴眼泪的韩成山，被感动得热泪直流。
在石贞文的精心照料下，韩成山养伤71天，先后转移4个藏身之地，右腿和右手的骨折处基本愈合。这时，还乡团还在不断搜山，石贞文赶紧制作了一对拐杖，烙了一大包煎饼，趁黑夜将韩成山送下山。韩成山架着双拐，经过7夜的夜行，平安回到老家沂南县辛集镇招贤村。
后来，韩成山才知道，黄崖山一战，我军以一个连的兵力成功阻击了74师两个团的进攻。战斗后不久，部队在沂水县悼念在黄崖山阻击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其中就包括韩成山。韩成山的名字被刻在了孟良崮烈士陵园的石壁上。
韩成山回到了家乡，很多老乡得知他是孟良崮战役中幸存的英雄，建议他找民政部门，以享受伤残军人的待遇。韩成山却始终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伤残军人，既然不能为群众谋福利，也绝不能给国家添负担。韩成山30年里隐姓埋名，作为一名普通农民，和乡亲们一起为建设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
直到1977年，当年参加过黄崖山战役的机枪班班长刘楹厚在寻访战斗旧址时，偶然得知当年“牺牲”的烈士韩成山还活着，才把这位隐居30年的战斗英雄“挖”了出来。
《一根小竹竿》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根饱经战斗风霜的小竹竿，上面刻满了淮海战役中的支前故事。这根竹竿的主人就是从山东莱阳西陡山村走出的支前英雄唐和恩。电影《车轮滚滚》中那位携带竹竿、推着独轮车的耿东山，其原型就是唐和恩。
1948年秋天，解放区人民迎来了土改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一天，正在地里忙着收庄稼的唐和恩，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到淮海前线去，便放下手里的活，急急忙忙跑往村支委会去请战。在他的带动下，村里很快组织起一个支前运输小组，被编入当时的淘漳区运输队运送公粮。唐和恩被指定为副指导员兼小队长。
唐和恩从家乡启程时，随身携带了一根三尺多长的小竹竿，累了撑着它休息，过河、涉水时用它探路。后来经过的地方多了，他突发奇想，要看一看这次支前究竟能走过多少村镇、多少县，因为没有纸笔，便把经过的地名刻在了这根小竹竿上。他想将来把这根小竹竿带回家去，传给自己的儿孙，让他们永远记住老一辈这段革命历程。
“把这些地名按地理位置连接起来就是一张完整的支前路线图。”小竹竿上面密密麻麻共刻下了山东、江苏、安徽3省共27个县88个村镇的名称，行程达4000多公里。
在近半年的支前运输中，唐和恩和队员们顶风冒雨、忍饥耐寒，克服了一个个艰难险阻，把一车车粮食、弹药不断地送上前线，把一批批伤员安全转移到后方。
一个冬日的下午，唐和恩的运输小队接到一个十分紧急的运粮任务。运送途中，一条数十米宽、结着薄冰的河挡住了去路。他们向老乡一打听，得知要沿河继续走10公里才有桥。看着天色已晚，绕道已来不及，唐和恩当即决定蹚水过河。此时，北风呼啸，满天飘雪。唐和恩脱下棉衣扛起一包粮食，第一个跳下河去，在前面破冰探路。看到此情形，队员们也扛起粮食、抬起小车，蹚着齐腰深冰冷的河水跟着他徐徐前进，一路相互鼓舞、彼此照顾，顺利地到达彼岸。
一路上，唐和恩每到一处，就向群众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的政策，鼓舞队员的士气和斗志。他还自编了一些故事和笑话，休息时讲给大伙听，有时还唱上两段地方小曲，以驱除同志们征途上的疲劳。
唐和恩曾在那根三尺长的竹竿上刻下豪迈诗句：“一根竹竿行万里，省县村镇刻分明。胜利回来留纪念，传给后代好革命。”这根竹竿真实地记载了唐和恩小支队艰苦而光荣的历程，记载了人民群众为革命战争胜利立下的不朽丰功，也是淮海战役中解放军高歌猛进、走向胜利的历史鉴证。
淮海战役结束后，唐和恩被评为特等功臣，荣获华东支前委员会授予的“华东支前英雄”荣誉称号。他的支前小队被评为“支前模范队”，荣获“华东支前先锋”锦旗。
《黄继光舍身堵枪眼》
上甘岭位于五圣山上，是志愿军中线的大门，也是扎进联合国军心窝的一把钢刀。
1952年10月19日晚，黄继光所在的第2营奉命向上甘岭右翼597.9高地反击。上级要求必须在天亮前占领阵地，为整个反击战的胜利奠定基础。战斗打响了，但联合国军设在山顶上的集团火力点，死死压制住了志愿军反击部队的攻势。营参谋长命令6连组织爆破组炸掉它。6连向敌军阵地接连发起5次冲锋，一个又一个战友相继倒下，但一直未能摧毁敌人的火力点。这时，离天亮只有40多分钟了。在这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掏出早已写好的决心书交给参谋长，恳切地说：“把任务交给我吧，只要我有一口气，保证完成任务。”黄继光在决心书上写道：“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争取立功当英雄、争取入党。”营参谋长转过身，沉思片刻，面对黄继光坚定地说：“黄继光，这次任务就交给你。我任命你为第6连第6班代理班长，一定要完成任务。”
黄继光接受任务后，立即提上手雷，带领两名战士向敌军的火力点爬去。当离敌军火力点只有三四十米时，一名战士牺牲，另一名战士负重伤，黄继光的左臂被子弹打穿，血流如注。
面对敌人的猛烈扫射，黄继光毫无畏惧，忍着伤痛，一步不停地向敌军火力点前进。在距敌军火力点八九米的时候，他将手雷接连投了过去，但由于火力点太大，只炸毁了半边。部队发起冲锋时，地堡内的机枪又疯狂扫射起来。这时，黄继光已弹药用尽，身体多处负伤。为了战斗的胜利，他顽强地爬向火力点，冲着敌军狂喷火舌的枪口，挺起胸膛、张开双臂扑了上去，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眼。
黄继光用年轻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在黄继光英雄壮举的激励下，部队迅速占领了阵地，全歼守军两个营。
战后，部队追认黄继光为中共党员，授予其“特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黄继光的遗体安葬于沈阳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陵园。他大无畏的精神，犹如一面旗帜，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我为革命生，誓为革命死》
1928年3月，广东省国民党当局派出4000余人，对琼崖苏区和红军进行围剿，琼崖讨逆革命军司令部总司令冯平被迫率部转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到处张贴布告：如抓到冯平赏1000光洋，抓到其他红军干部赏500光洋，打死割头的赏300光洋。
5月9日，由于叛徒出卖，冯平在琼山县西昌地区仁教岭被国民党军包围，弹尽负伤后被捕。第二天，敌人把他从西昌抬到澄迈县金江墟，大造舆论，把他绑缚在竹椅上，由四个国民党军抬着示众。这一天，正值金江墟日（集市），老百姓从四里八乡赶来，怀着沉痛的心情看望自己的红军司令。
被绑在竹椅上的冯平，面无惧色，脸上流露着激动的神情，对前来围观的数千名群众进行革命宣传：“父老兄弟们！感谢大家来看我冯平。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杀了一个冯平，还有千万个冯平！革命者是杀不绝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冯平慷慨激昂的讲演和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感染了在场的百姓。
国民党没有立即杀掉冯平，企图通过劝降和允诺，让冯平“投诚”叛变。国民党澄迈县县长王光玮是冯平中学时期的同学。他受上峰指示，来劝说冯平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归顺国民党。冯平当场揭露敌人诱降的阴谋，宣传主张，把王光玮驳得抬不起头来。冯平说：“王光玮，你还记得文天祥的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吗？”王光玮点点头，惭愧而去。
国民党军长蔡廷锴也来到澄迈亲自审问冯平。他劝说冯平：“你如改变信仰，可以到省里当官。”冯平答：“要我不信共产主义，比太阳从西边上来还难。”蔡廷锴说：“杀人放火。你为什么要当？”冯平说：“杀人放火的是你们，不是我们。是为穷人、为全人类谋利益的，富人恨她，穷人爱她，我就是喜欢共产主义。”蔡廷锴说：“你是苏联留学生，有学问，又年轻，回头是岸。”冯平说：“我为革命生，也为革命死，你何必白费心机。”蔡廷锴多次审问，但冯平宁死不屈、昂首以对。蔡廷锴问多了，冯平只重复一句：“我个人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请便吧。”
7月4日上午11时，年仅29岁的共产主义战士冯平和他的亲密战友符节，被国民党反动派军警押送到刑场。他们高唱《国际歌》，向沿途群众点头告别。他们昂首从容、眼神坚毅地走向刑场，高呼着“共产主义万岁”“中国万岁”，英勇就义。
《棉絮果腹惊敌手》
九一八事变后，我国东北大地上燃起了民族自卫的烽火，东北义勇军纷纷兴起，后来发展成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领导的第1军，是东北抗联的主力部队，与日寇血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令日寇闻风丧胆。
日军接连遭到打击后，对杨靖宇又恨又怕，急忙调兵遣将，对抗联第1路军围追堵截。1940年，由于叛徒出卖，杨靖宇的部队被4万日军包围在一个叫“三道葳子”的地方。杨靖宇决定将主力转移，自己带一支小部队留下来牵制敌人。天黑时，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出去了，杨靖宇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身边只剩下五六十人，其中还有一部分伤员。伤员转移后，杨靖宇带领两名战士与日军继续周旋。
连续战斗了3天3夜，杨靖宇3人饥寒难耐。他把两个小战士安顿好，让他们休息一会儿，打算自己去屯子里找点吃的。他勒了勒皮带，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屯子走去，几次栽倒在地，便把棉衣里的棉花撕下来就着雪吃……
杨靖宇在极度严寒中与敌人周旋5个昼夜，最终陷入绝境。在这过程中，日军曾派叛徒向他劝降，他呵斥道：“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劝降不成，日军四面围攻上来。杨靖宇毫无惧色，双手持枪向日军射击，最后身中4弹，壮烈牺牲，时年35岁。
杨靖宇牺牲后，日军非常奇怪，为什么中国军人能够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支撑那么久。为了解惑，日本军医解剖了他的尸体，发现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没有一点粮食，在场的日本人无不受到莫大震撼。日军头目岸谷隆一郎后来在遗书中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纪念这位抗日民族英雄，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吉林省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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