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
（第1—4章）
【作者简介】梁晓声，原名梁绍生，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市。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返城年代》《年轮》《知青》等作品数十部，多部作品被译介到海外。
【第一章】
在那座北方省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A城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向居民颁发了正式而统一的城市户口本以后，它出现了，不，确切地说是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共乐区。
是的，是产生而非出现，因为它早在成为一个区之前便已存在着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又一批从苏联举家逃亡过来的人，先后在那处距市中心十几里远的地方建起了一幢幢异国家园。
他们大抵是“十月革命”的敌人，起码是不被革命信任、划入了另册的人。至于他们到底对革命有过什么危害，或可能有什么危害，则不是任何一个A城人说得清楚的。估计当年他们之间也讳莫如深。
他们却肯定不是富人。若是，他们的家就该在市中心了-A城当年最有特色也最漂亮的一处市中心，便是与他们同命运的逃亡者们建的，由十几条沿江街组成的那处市中心区，至今仍是A城的特色名片。同样是逃亡者，人家住的却是独栋的或连体的俄式楼宅，美观得如同老俄国时期的贵族府邸。十几条街的道路皆由马蹄般大小的坚硬的岩石钉铺成。那叫“马蹄石”，实际上是由一尺长的条石一凿凿敲凿成钉状，再一排排按照图案砸入地里，那样的街道几乎没有凹陷一说。当年，高辁骏马之车载着俄国逃亡富人中的男男女女经过街道时，马蹄踏石发出的脆响声伴着悦耳的马铃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宛如出行进行曲。他们还建了商店、饭店、旅馆、书店、电影院、医院、教堂。他们虽身为逃亡者，当年在A城过的还是一如既往的贵族生活，说明他们从本国带出的钱财是多么雄厚。
联想力不差的读者，肯定已联想到了近二三十年内携巨款逃到外国去的那些中国贪官及形形色色的经济罪犯们。据说后者转移到国外的钱财，建几座新城也不在话下呢！当年逃亡到A城的老俄国时期的达官显贵与之相比，又简直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而且，老俄国的高官们、将军们，实际上并不怎么干贪污受贿的勾当。他们多是贵族出身，一向比较在乎所谓贵族品性，与清王朝的高官们大有区别。普遍而言，他们的财富是靠世代剥削来的。《死魂灵》中所写的那类事他们也是不齿的，那是乞乞科夫之类小人物勾结中小地主们干的勾当。而乞乞科夫之类，也不过如同在中国搞非法传销的骗子而已。
闲言少叙。话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逃亡到A城的侨民们，十之八九是革命前的一些富农或小地主，包括受亲友政治立场牵连的中农。比如亲戚中有什么人参加了白军，受到通缉或镇压，他们害怕，于是也成了逃亡者。中国的A城，是他们逃亡国外的最容易也最近的目的地。若在冬季，夜间乘一辆爬犁过了黑龙江，逃亡行动便大功告成。
《列宁在十月》电影中有如下片段-列宁的贴身警卫瓦西里的农村穷亲戚给他写了一封信，列宁备感兴趣地让他读给自己听。
瓦西里：“我们将弟兄们组织起来了，成立了农会，还搞到了枪……”
列宁：“好啊，实在是太好了！”
瓦西里：“我们把地主和富农们的土地和财产给分了，还把他们抓了起来，起初想把他们全杀了，后来觉得那样太不人道，于是把他们都赶跑了……”
列宁：“这封信写得很有水平啊！立即回信告诉他们，就说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对……完全正确！”
如同在中国的情形一样，仍与农民们同村而居的地主，大抵皆是小地主罢了。而富农，也只不过是比贫穷农民们生活好过些的农民-正是他们，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后来叫作“共乐区”的A城那一带地方的最早侨民。
当年，A城的边缘与后来的共乐区之间，有一条沙俄政府投资的铁道穿过。城市那边，房舍业已稀少；城市这边，蒿草遍地，荒野成片，基本无人烟。有数条土路从远方通过来，是农村的马车年复一年轧出来的。十几里是农村与城市的最佳距离。农民希望他们的家园和土地离城市近一些，进城买卖东西较方便；但又不愿离城市太近，担心自己土地上的劳动成果遭到不良的城里人偷抢。
那些最早的逃亡侨民，在此处烧荒，铲除蒿草，碾平地面，建造家园。A城地势东高西低，他们明智地将家园建在高处。当年，只需向管理土地的中国小官吏缴纳很少的钱，他们都是缴纳得起的。他们根据家庭人口的多少、经济状况、是否长期定居，建起了一处处院子或大或小、房间或多或少的家。所建大抵是“板夹泥”式的房子，即在里外两层木板之间，填塞掺沙的泥土。里层钉板条，抹白灰，粉刷上喜欢的颜色。若图省事省钱，外墙便也如此做来。若对美观有较高要求，并且不愿年年对外墙进行维修，那就再钉上一层装饰板，同样刷上喜欢的颜色。随着逃亡者们纷至沓来，俄式家园渐多。他们的房舍普遍涂成乳白、浅黄与深黄三种颜色，铁皮屋顶也一律刷成褐红色。当年，水泥和砖比木材贵，所以他们的家多以木材建成，砖房不多。窗的两侧都安装了可以开合的窗板，四边也有美观的装饰木框。他们喜欢在院门外植树，在院内种花。总之，虽然基本上仍是农民，却与大多数中国农民不同。生活一旦重新安定了，他们是特别肯在环境上下功夫的。自从成了最早的住户，他们的家园便成了那地方最早的风景。
然而，他们不可以在那地方拥有农业土地。即使当年，亦有严格的中国当地法规限制着。于是，他们饲养马、牛、羊。养马的，同时拥有马车，以供城里那些富有的“自己人”租用。牛奶羊奶也大抵卖给“自己人”，双方都觉得放心。据老辈人讲，不知为什么，羊奶的价格比牛奶的价格还要贵一些。自然，他们也养鸡鸭鹅狗和猫。他们对狗和猫的爱心，非一般中国人所能理解。若狗妈妈猫妈妈生了小狗小猫，便也卖给或送给城里的“自己人”，而那是“自己人”所欢迎的，因为狗妈妈猫妈妈大抵是与他们一起逃亡出来的，某种程度上能医治富有的“自己人”的内心哀伤。他们中的年轻男女更愿进城打工，不消说雇主大抵是“自己人”。既是“自己人”，城里的城外的他们便都挺抱团儿。
由于灾荒，也由于战乱，从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拥来了大批流民。他们在城里不可能有安家之地，目光也纷纷锁定了那里。都是身无分文的中国贫穷农民，没钱建起哪怕稍微讲究一点儿的家园。何况他们中许多人并不打算长期扎根，有朝一日还是想回原籍的。于是就地取材，挖土脱坯盖起了一片片泥墙草顶的临时之家。那样的房子，想往大了盖也不行，最大也就三间，居中一间还是厨房。多数只盖一间半，半间是厨房。十之七八不敢盖三间的，在漫长的冬季取暖是个费钱的大问题。短短几年中，出现了一排排泥草房，像农村似的。最初的街道也形成了，正如农村也有村路。最初的街道没街名，他们并不怎么需要街道有街名。高处的地方几乎全被邻国逃亡者占据了，中国流民只能将自己寒碜的泥草房盖在低凹地。比之于邻国的逃亡者，他们的生活过得反倒更悲摧。
“九一八”事变后，铁路被日本人控制了。日本人在铁路这边一里多远的地方修建了三处他们的员工宿舍，皆砖瓦平房，不高，窗台离地一米左右，都是一室半的格局。每处占地面积约半个足球场，东西南北四排平房中的一排，驻有他们的铁路武装警备队。每排平房前，有机井、公共储藏库、厕所、浴室。宿舍墙厚半米，用的是修筑碉堡的水泥，极坚固。名为宿舍，实际上未雨绸缪，战时可作据守的要塞。自从那地方出现了他们的宿舍，同一地带的中国居民和邻国逃亡侨民，便都陷入惶恐之境，终日提防遭到危害。
两年后，那地方出现了正规日军的军营，也便有了军官宿舍。军队人数最多时有一个团，通常只不过驻扎一个营左右。中国居民和邻国逃亡侨民们的日子更加提心吊胆、风声鹤唳了。正规日军居然也没怎么行凶作恶，因为供给充足丰富，吃得好，穿得暖。还有军妓院为他们解决生理需要问题，堂而皇之地挂着牌子，其上用中国字写着-慰情舍。军妓中，有韩国女人、中国女人，也有日本女人。
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那年，忽一夜火车站方向枪声大作。第二天，A城“光复”了。隔夜间，日本的铁路警备队、正规军，都不知战死于何处，被俘在哪里。总而言之，皆不见了，留下的只是空无一人的营房、宿舍，还有他们骑过的战马、养过的军犬。
一些中国人胆子大，三个一伙五个一帮的，便去鬼子们住的地方一探究竟。有什么究竟可探的呢？他们完蛋了就是完蛋了嘛！却也不枉一探，发现他们的仓库里储有那么多的米、面、军服、军鞋、饼干、罐头、烟酒??????那还客气个什么劲儿呢，于是往自家弄。更多的国人见了，争先恐后参与瓜分。有那“老毛子”也想趁机发点浮财，中国人则集体地呵斥他们：“你们有什么资格？一边儿待着去！被光复了的是我们，又不是你们！等你们的苏联红军见着了你们，那才有你们的好果子吃呢！”
他们自知没什么资格，只有一边待着去了。眼睁睁看着好东西被别人抢了个精光，需要很高的涵养才能在一边儿待得斯文。据老辈人讲，他们都表现出了那等涵养。
中国人眼里的好东西是抢光了，却还有些中国人不稀罕的东西呢，如笔、镀金烟盒、唱片、烟嘴、钢精勺之类的小东西。也不见得是中国人不稀罕，而是掉在什么犄角旮旯没被发现。当逃亡侨民们终于被允许捡点儿什么了，咱们中国人的眼里发现了更好的东西-女人。慰情舍的韩国女人跑了，中国女人也跑了。本就是被迫的，干吗不跑啊！剩下没跑的只有他们日本的女人了，她们没处跑，全躲在一间公共浴室里。据老辈人回忆，有十几个呢。那时，连几匹战马都被中国人牵回家去了。发现了她们的中国人，默默望着她们，都在想如果把她们领回家去，算不算不道德？
有会几句日本话的，就温和地问她们晚上有没有睡觉的地方。
她们中有人壮着胆子回答：没有。
这些年轻轻的女人，完全失去了她们日本男人保护的日本女人，在满城仇日怒火忽一下熊熊燃烧起来的这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她们到了晚上没有睡觉的地方怎么行呢？
当然不行！
那对她们也太不安全了啊！
道德问题一摆平，富有同情心的中国男人便将她们一个个领走了-他们是些娶不起老婆的光棍男人，不久前还是农民。
那一天是他们的幸运日。吃的、穿的、女人，他们在同一天里捡到的都是对他们无比重要的好“东西”。
日本女人被领走时皆情愿。对于她们，那委实是明智的选择。否则，流浪于街头的她们，性命堪忧。谁能担保，受过日本人残害的某些中国人，绝不至于将她们当成复仇对象呢？
就说那些日本人的军犬吧，一旦成了丧家犬，再凶也没用，被当街围住活活打死的不少。侥幸逃脱的，几乎悉数被邻国的逃亡侨民牵回家去了。狗通人性，还在于它们也识时务。它们被牵走时，像日本女人们一样情愿。狼狗是何等聪明的狗！它们似乎都明白，如果不乖乖地跟着面相善良的人走，下场必定很惨。世上宁肯被饿死甚至活活打死也只认一个主人绝不跟其他人走的狗是少数，那已不是狗，而是“犬圣”了。
更有我们那敢想敢干的可敬可爱的同胞，全家总动员，索性搬入曾经的日本铁路员工营房或军官宿舍去住了。他们想，忍气吞声了那么多年，小日本终于被赶跑了，沾沾“光复”的光，有什么不可以呢？不住不知道，一住吓一跳-哇呀，半米厚的墙！这从窗台的宽度就看得出来。到了冬天，只要烧把火，屋里那该多暖和呢？某些光棍，虽然“捡到”了日本女人，却仍无家可归，干脆也与日本女人双双住回去了。这两类我们的同胞，一经告别了泥草房，住入砖瓦房后，便都乐不思蜀，不再怀念故乡，一心想要扎根于斯了。
好梦总是短的。
在好梦里实现的只不过是愿望，无甚好情节可言。
不久，一支苏联红军队伍光临那里，尽管他们表示了真挚且殷勤的欢迎，还是被不客气地驱赶走了。走得自是老大不高兴，但随行的中国翻译奉劝他们要识大体，懂常识-军队怎么能与身份不明的闲杂人等同檐而居呢？他们都是没有正式工作的人，等同闲杂之人。
他们也就只有从哪儿来的再回到哪儿去了。
苏联红军很快就与居住当地的本国逃亡者家庭发生了关系，大出中国人意料的是发生了亲密关系。中国人的想法是-他们是红军，是革命的队伍，而对方则不是地主便是富农，是革命的对象。有的在本国时还可能是他们的敌人，是他们要实行专政的人，否则，干吗背井离乡逃到中国来呢？那么，他们即使不在中国继续与对方开展阶级斗争，也断不该高高兴兴地去往对方家里成为不请自到的座上客呀！一到傍晚，他们的士兵便经常成群结队地前往本国的逃亡者家里，还专往那些房子体面、花园颇大的人家去。在对方家里吃喝，在院子里燃篝火、拉手风琴跳舞，每每热闹到后半夜。如果路上出现了摩托车、吉普车，证明军官也前往了。
中国人的眼无法看到的实际情况又往往是，军官如若驾到，不但必能享受好吃好喝好待遇，也往往留宿不归。有在上午割柴草的中国人，看见过他们的军官与主人家的妇女站在门前台阶上拥抱亲吻依依不舍的情形，于是在中国人之间传为笑谈。也有相反的情形，他们的军营派出车辆，挨家挨户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逃亡者家庭的妇女载回，在军营里吃着喝着唱着跳着，寻欢作乐。
困惑至极的中国人议论：“他们的红军，怎么一点儿革命立场都没有啊？”
于是，便有同胞解惑：“这不是在咱们中国嘛！凡事，国内国外总是有别的，到哪时说哪时。眼下人家是老乡见老乡的关系，换了是我，也愿意像他们那样，干吗不那样呢？”
据说他们的军官，并不可以动辄越过铁路，擅自出现在市中心。他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铁路这边。军纪就是军纪，他们都挺自律。
来年春天，那一支苏联红军队伍开拔了。他们国家的逃亡者家庭的许多人去往驻地相送，男女老少皆有，有的分明举家出动了。当年轻的中年的妇女哭哭啼啼地与官兵们拥抱、亲吻、含情脉脉地惜别时，看热闹的中国妇女都转过了身，她们觉得众目睽睽之下太不成体统了。
紧接着来了不少抗联的同志。他们的服装极不统一，有穿苏军军装的，有穿日军军装的，有穿长衫的，有穿西服的。虽然天已转暖，仍有穿皮袄棉鞋的。他们全面接管了那些营房，一部分住，一部分办公；还有一部分营房，在他们的指导之下被改造成了医院，于是有抗联的或正规部队的伤员入住。他们普查人口，组织民工，维护治安，打击罪犯，逮捕特务，访贫问苦。
民工或老百姓问他们：等他们也走了以后，自己人可不可以占据一间营房？住进一间那样的房子，才算有了一个像样的家啊！
他们肯定地回答：不可以。那些营房宿舍将会充公，至于新政权怎么进行分配，连他们也不晓得。
这让听的人很沮丧。他们安慰道：也别不开心嘛！革命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穷苦老百姓家家都住上好房子，孩子们都上得起学，青年们都结得起婚，养家的人都有份稳定的工作吗？只要人人拥护革命，那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他们的话又使听者眉开眼笑了！
共乐区成A市一个新区后的十年里，发生了极大变化。若以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速度而言，当年的速度是不足论道的，也可以说是缓慢的，但在当年，本区的老百姓都觉得变化太大了。起初共乐区的面貌根本就无任何城市特征，往最好里说也只类似于三四线城市的城乡接合部。当年人们的评判标准直截了当-怎么看都不再像农村了，当然便是城市的一部分啰！
A市已有机场了。一条几乎笔直的柏油马路从机场通往市内，将共乐区一分为二。铁路这边，马路两侧，不仅植了树，且建起了六七幢五层的楼房。当年的居民楼外墙是不贴装饰面的，砖的本色便是楼的颜色。即便如此，住在里边的人家也极令普通百姓羡慕。那些楼的存在，挡住了共乐区脏乱差的土坯房群落。由狭窄的土路形成的小街终于无一例外地有了街名，都是很阳光的街名，如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之类。住在那些小街的人家，从此也终于有了门牌号。每条小街的两端都竖起了圆木电线杆，三米高处有灯泡悬于其上。每条街上也都有一处公厕了，有的在街头，有的在街尾。土路被翻起过，拌入砂石，再靠人拉着石碾轧平。雨季虽还泥泞，毕竟比以前强多了。如果不是政府行为，这么一种改变是难以实现的。
后来，在共乐区的属地，有了两座工厂-拖拉机制造厂和亚麻布厂，它们在全市小有名气。此外，还有一处酱油厂，同时生产味精，因名字起得好-“松花江酱油”，虽是二百余人的小厂，反而更有名，全市男女老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除了家住共乐区的人，别人十之八九不知该厂在何处。
共乐区内还有了两所中学，五所小学，一所医生护士加起来二十人左右的医院，以及一处日营业额最高时达到过九百多元，差一点儿就破千元的较大商店，那商店面积近四百平方米呢！
当然，也有了十几处粮店。粮店是从前城市最根本的标志。如果一个中国人每月吃的不是国家在购粮本限定了数量的商品粮，那么，无论他在城市居住了多久，也还是不能被视为一个城市人。
共乐区-这个主要由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农民构成的城市新区，若说新，其实不过就是在旧貌基础上这里那里换了几处新颜而已……
【第二章】
一九七二年冬季的一天，上午十时，A市对一批死刑犯执行枪决。
前几天，共乐区主要街道的显眼处，贴出了判决布告。在市中心，法院的判决贴在专门的布告栏上。共乐区非市中心区，未被要求有专门的布告栏。所谓显眼处，便是人行道里侧，人们经常过往的某面墙而已。
正值“文革”期间，那样的墙上早已贴着数层大字块或大字报了，风扯人撕，像叫花子的破袄。一份新布告，便贴在那样的墙上。
当年，在A市情况差不多是这样-对一般判多少年刑的罪犯，通常是不张贴布告的。十年二十年刑，判了也就判了，并不一定要广而告之，只有判决死刑的布告才四处张贴。死刑犯往往一判就是数名，名字全都划上鲜红的X，给看到的人以心惊肉跳的感觉。有时，被判二十年以上及无期徒刑的犯人的名字，也会出现在死刑布告上；那往往是由于被判死刑的犯人太少，判决词印不满一整张大白纸，看上去效果不好。
此番一共判决的是七名死刑犯，判决词足以印满一整张大白纸，所以也就完全不必用陪衬-一竖行七个恰好能压住罪犯们名字的大红X，极有视觉冲击力。
七名罪犯中六名是杀人犯，一名是屡教不改的犯。六名杀人犯中，一名二十三岁的男犯，在数日内成为本市青年们的谈资。不仅因为那死刑犯也是青年，更因为他曾是本市“九虎十三鹰”之“九虎”中的一“虎”。
何谓“九虎十三鹰”？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无非是当年的男女流氓团伙而已。用香港人的话说，“古惑仔”也。“九虎”皆男，“十三鹰”皆女。“鹰”中，年龄最小的才十七岁。“虎”中，当时年龄最小的未满十九岁。成为谈资的那位叫涂志强，出生于共乐区光字片的一间土坯房。认得他的人，都叫他“强子”。
一九六八年，也就是“文革”的第三年，两年里将城市闹腾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们，随着“上山下乡”的号召，几乎全都变成了“知识青年”。有点儿知识的得变，没什么知识的也得变。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到一九六九年底，全市的初高中生差不多走光了，留在城市的大抵是病残者，或誓死也不离开城市的顽固者。当年，A市动员“上山下乡”的工作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因为东北有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二三十处大小农场，A市的初高中生不出省就可以“上山下乡”了。大多数人响应了号召还有工资可挣，动员工作比较容易开展。
极少数誓死也不离开城市的顽固者，对抗运动的日子很不好过。只要自己的身影一被街道干部发现，后者便会成为他们甩不掉的“尾巴”。街道干部又都是些热心于居民工作的，原本能说会道的家庭妇女。她们一旦将什么事当成了使命，就会变得像虔诚的教士传教一般尽职尽责。若她们自己的儿女已经“上山下乡”，她们的动员就更来劲儿了。她们缠住顽固者们絮絮叨叨，喋喋不休，仿佛唐僧对任性的一意孤行的孙悟空念紧箍咒一般，那时前者往往被折磨得想杀人。如果被动员对象是男青年，比女青年更难以忍受那种折磨-一般而言，女青年忍受絮叨的耐力比男青年强。
结果，他们有家也不愿回了。
在A市的每个区，都有些这样的男女青年，都是初中生，处在青春叛逆的高发年龄段。并且，家里只剩他们自己，父母或下放到干校去了，或被关押在“牛棚”里甚至监狱里。
不知怎么一来，这样的几个小青年相互认识了，在感情上抱团取暖，模仿古人，结拜为兄弟-“九虎”于是产生。又不知怎么一来，对与他们命运相同的女孩子们产生了吸引力，她们便也情投意合地入伙，于是“十三鹰”也凑齐了。没人清楚，所谓“九虎十三鹰”，究竟是他们当年自诩的呢，还是别人加在他们头上的。
他们皆无业青年，生存是头等大事。无业且要生存在城市里，得有特殊的本领。他们无师自通地实践出了另类生存“技能”，也可以说是生存本能驱使的结果-扒、偷、骗、抢之“技能”。此种“技能”辅以“鹰”们的色相勾引，每使他们出师便告捷，无往而不胜。他们的勾当一般不在本市进行，外市甚至外省之市才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江湖。底层百姓通常也不是他们锁定的作案目标，他们都还有点儿盗亦有道的意识，再说从普通百姓身上也获得不了多少油水。他们的目标通常是当年的大小“三结合”干部。“三结合”干部中有本是干部的人，也有后来成为干部的造反派。手表、自行车、高档半导体收音机、皮袄、皮鞋、靴子是他们的最爱，在黑市可以卖出好价。当然，现金和全国粮票更是他们绝不放过的。在某次列车上，一行十几名乘软卧车厢的干部早上醒来时，发现他们的钱包、手表和鞋靴都不见了。有人连裤子也不见了，在厕所找到的，被从裤裆剪成两片，挂在挂钩上。“虎”和“鹰”们作案得手后，总喜欢搞那类恶作剧，满足觉得自己是高手的虚荣。
这件事震惊也震怒了A市的公安人员，因为那一行干部是从北京到A市来指导工作的，那次列车也归A市铁路局管。
“九虎十三鹰”却集体住进了某县的招待所，一方面享受身心放松的愉快，一方面开会总结成功经验。他们所持的盖有公章的介绍信上，写着他们要开的是一次职代会，会后将由A市某级革委会结账。盖有公章的介绍信纸是他们偷的，所以招待所的同志信以为真。
仅仅两天，同志们就发现不对劲儿了，因为“代表”们不分白天晚上，经常男女成对地反锁了房门鬼混。“虎”们和“鹰”们之间的性关系是混乱的，简直可以说混乱不堪。性事是他们与她们之间保持亲密关系的纽带，也是顶级享乐。男女双方不但认可那种混乱的性关系，还特别看好那种混乱的性关系，觉得有利于增强团结。他们从不会因为性事反目，一致的态度是那根本不值得。不论“虎”们还是“鹰”们，都根本不担心性事后果。当年避孕套不是一般人搞得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见过避孕药。他们不缺那些东西，到药店里去“取”避孕套对于他们易如囊中取物。避孕药是特供给十三级（包括十三级）以上高干的，起码在A市是这样。“鹰”中有两三个竟是那等级别的干部的女儿，她们知道在高干人家那种药一般放在哪儿。有一次“虎”“鹰”联手不但偷光了那种药，还将预先准备好的类似药片放入原瓶，而原瓶该放在哪儿仍放在哪儿……
市公安局接到县招待所的报告，于一个深夜将“九虎十三鹰”一网打尽。那在当年的A市也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了。不久按照阶级成分政策区别对待，该严判的严判，该从轻发落的从轻发落。
涂志强是被判得最轻的。因为他是有家可归的小青年，陷得并不深。母亲在他几岁时病故了，他由父亲拉扯大，其父是木材加工厂电锯车间的老锯手。该厂在另一个区，他父亲五十多岁了，终日来回奔波，身体不支。他上中学后，父亲就经常住在厂里，往往星期日才回家一次。他是独子，既失母爱，亦少父爱，形成了孤僻内向、寡言少语的性格。按政策，独子是可以留城的，父亲却巴不得他也早一天“上山下乡”去，因为那老工人想续老伴。儿子走了，自己的愿望更易于实现。既然家长巴不得儿子早日“上山下乡”去，街道干部们当然便将涂志强视为赖在城市里的坏典型啰。他猜准了父亲的打算，不禁满腹怨恼，父子由此形同路人。
但这世上最对得起他的，其实还是父亲。涂志强成了罪犯没几天，父亲死在厂里了。他是在电锯破碎飞起之际为了保护工友而死的，被追认为烈士，市报发表了号召人们学习的长篇报道。厂里的干部职工联名给市里写信，要求批准保释涂志强。也有不少市民给有关方面写信，表达同样的心愿。
结果，涂志强仅被劳教了三个月，之后居然得以接他父亲的班，成了木材加工厂的一名青年工人。他还免了学徒期，直接挣一级工的工资。
这不就是坏事变好事了吗？
孰料他又成了杀人犯，即将被枪毙了！
没谁知道他为什么杀人，公安局也没审出较复杂的原因。
他反复所说的口供仅以下几句：“我喝醉了，他也喝醉了。他先骂我，我们打了起来。他掏出了刀，我夺过了刀。一命抵一命，我偿命好了。”
他那英雄父亲的光荣事迹以及他的“红五类”出身加在一起，也不可能使他免于一死，何况他有前科。
但他成为杀人犯是另有原因的，他没如实交代。
当年的A市，并非每次处决死刑犯都必游街示众。一次处决七名之多时，则照例要游街示众，以显示威慑力。罪犯属于哪一区哪一单位，那一区那一单位便有义务出动一些人，配合着沿途呼喊口号，维持行刑现场的秩序。一次处决七名死刑犯，不但沿途随观的人多，行刑现场那儿，也早有成百上千的人等着看了。
监狱的铁门外已围着不少人。他们可不是被组织到那儿去的，而是些本市最爱看那种特殊场面的人。基本上每人一辆自行车，没骑自行车的人，也是别人用自行车载来的。他们将骑行于载死刑犯的卡车两侧，一直跟到行刑现场，为的是看个自始至终，不错过任何细节。
当死刑犯们走出铁门，依次上卡车时，有一名公安干部拦住了涂志强，转身对同事说：“该讲的人道主义还得讲，找顶帽子给他戴上。”
那种情况之下，临时很难找到一顶帽子。被吩咐找顶帽子的公安人员愣了愣，居然从自己头上取下了警帽。
发话的公安干部火了：“胡闹！他怎么可以戴你的警帽？”
那个公安人员赶紧往下取警帽上的红星。
大小是个官的公安干部更火了：“那也不行！早干什么来着？我不说就等于你们没看见吗？他戴过了你还怎么戴？再说你就不冷吗？”
昨天下了一场大雪。正是数九寒天的日子，用东北人的话，雪后的那一天冷得嘎嘎的，啐唾成冰。
“等我回来再发车！”-大小是个官的公安干部转身欲走。
围观者中忽然有人说：“我的帽子可以吗？”
那公安干部循声望去，见是个脸小个子也小的三十来岁的男人，已用长围巾上下包住了耳朵护住了脸颊，手托的是顶崭新的羊剪绒的皮帽，A市人叫那种帽子为“坦克帽”。
公安人员毫无表情地问：“舍得？”
小个子男人点头。
公安人员一摆下巴，小个子男人便向涂志强走了过去-他是瘸子。涂志强腕上有手铐，他弯下腰，于是小个子男人替他把帽子戴上了。等他俩分开，公安干部严厉地问小个子男人：“他跟你说话了吧？”小个子男人点头。
公安干部紧接着问：“说什么了？！”
小个子男人不动声色地回答：“只说了四个字一一谢谢大哥。我比他年龄大，他叫我大哥也是应该的。”
公安干部沉吟了一下，一挥手，“发车！”
车轮刚一滚动，小个子男人灵巧地跃坐到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了。
A市当年对死刑犯执行枪决的地点，一向在松花江边的一处沙滩那里。春夏秋三季，江水再怎么涨也不会将那一大片沙滩完全淹没，因为那里是松花江特宽的江段。冬季，那里白雪皑皑，少有人往，并且离市区不远，也就半个来小时的车程。
果不其然，那里已人山人海。在当年，不知怎么的，国人很喜欢围观枪决犯人的场面，也许是由于平时的娱乐活动太少吧。
木材加工厂去了十几人，两名中年工人带队，其余都是青年工人。厂里出了杀人犯，按惯例，单位必须出人去协助公安人员维持秩序。再者说了，出了青年杀人犯的单位，其他青年工人更应该接受特殊的现场教育。
有人是愿意去的，因为既有刺激的热闹可看，还可以不干活。如果幸运，也许有机会认识某位公安人员，搭上了以后交往的关系，岂不更划算了？若能与蓝警服交往成朋友，那种关系可就太宝贵了！
有人无所谓愿不愿意，领导指名道姓地叫去，那就去呗。听领导的吩咐总是没亏吃的。
有一个人却非常非常不愿去，-周秉昆。
周秉昆与涂志强同是在共乐区光字片出生的，涂志强比周秉昆大两岁，周秉昆一向亲昵地叫他“强子哥”，而涂志强总是叫周秉昆“昆儿”。他俩的家住前后街，二人是“发小”。
无论涂志强还是周秉昆，都没跟别人强调过他俩是朋友，但厂里的人都认为他俩当然是朋友-在出料班，他俩还是同时干活儿同时休息的“对子”呢。电锯一响，出料是累死人的活儿，两两一组，轮番出料。那活儿只有那么一种干法，一组干一组歇，才可持续，不至于将人一个个全都累趴下。涂志强与周秉昆抬沉重的木梁时，总是尽量往木梁的中间移肩，那样周秉昆肩上的分量会减轻些。
这么一种关系的两个青年如果还不算是朋友，什么样的关系才够得上是朋友呢？
周秉昆找了厂长，明确表示自己不愿去。
厂长看着他低声说：“秉昆呀，其实你最应该去啊！”
周秉昆不解地问：“为什么我就最应该去呢？”
厂长回答：“你俩是好朋友嘛。”
周秉昆嗫嚅道：“我俩的关系，也不像……大家以为的那么好。”
厂长摇着头说：“好的程度另论，反正你俩是朋友这一点没错。毕竟朋友一场，你还是去一下吧。”
周秉昆固执地说：“我看不得那种场面，会做噩梦的。”
厂长也固执地说：“做噩梦那就对了，证明那种场面对你的教育目的达到了。”
周秉昆张了张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厂长又说：“反正谁不去都行，你是必须去的。实话告诉你吧，这是支部的决定，我不能改变支部的决定。”
厂长的话说得不留余地，周秉昆更加无话可说了。
厂里派了一辆小卡车送他们。
路上，一青年工友说，死刑犯后脑中枪前额触地后，怕未死，还需有人手持铁钎从枪眼捅入头里，搅几搅，那样就死定了。不补枪，补枪浪费一颗子弹。战备年代，子弹宝贵。
周秉昆未听犹可，一听之下，呕了几呕，差点儿吐在车上。他也不管车开得多快，想跳下去，幸被同事们几双手同时拽住了，才没出事。
一名带队的师傅火了，怒道：“闭上你那臭嘴！明知他胆小，还非编瞎话吓唬他？再胡咧咧我抽你！”
小青工们见周秉昆被吓得脸色煞白，皆笑。
刑车到来，围观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周秉昆他们立刻与公安们配合，臂挽臂组成人墙。即使那样，一波波人浪还是不断自后前拥。周秉昆听到有人喊：“我没往前挤，是后边挤的！”
一名胸前横枪的公安出现，厉声喝道：“谁敢再挤？后退！”
他的声音，他那样子，令周秉昆联想到了《三国演义》中手持丈八长蛇矛、单人匹马独守桥头的张翼德。
他闭上了双眼，什么也不愿看到。
又听两个厂里人说：
“涂志强！看见没？那个，第五个准是涂志强！”
“没错！就是他，就他一个人扭头往这边看！”
“也许是想看到咱们吧？”
“看，看，全跪下了……”
周秉昆不由得大叫：“都别说啦！”
忽然响起口号来。
口号过后，是一声震耳的枪声。因为不是一个人接连开七枪，而是七个人同时开枪，所以在周秉昆听来枪声震耳。
枪声过后，一片肃静，身后的人们都不往前挤了。
在仿佛连寒风都停止了的肃静之际，周秉昆听到在车上吓唬过他的人小声说：“看那个走过去的人，手里拿着钎子是吧？我在车上说什么来着？没骗你吧？……”
仿佛不是人在说话，而是鬼魂在说只有它自己才能听到的话。又仿佛那鬼魂刚从冰窖溜出来，每句话都带着冰冷冰冷的寒气，而一股股寒气从他的耳朵眼灌入他身体里，使他的五脏六腑迅速结冰了。
他双腿一软，手臂从别人的臂弯间坠脱，晕倒了……
天黑后，大约九点钟，死刑执行地出现几点“鬼火”。
当年人们睡得早，那时A市的市区里，路上几乎没行人，偶尔有公交车驶过，差不多是末班了。当年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除了公交车，人们很少见到小轿车。公交车过后，城市归于沉寂。马路两侧的路灯下幽蓝青冽的光，使昨天新铺了一层雪的路面看上去有些发蓝。
当年，北方冬季城市的夜晚，没有哪一座不像鬼城。想想吧，如果一切建筑物的窗内都熄了灯光，如果整座城市除了路灯就几乎没什么霓虹灯，而商店都早已关了门，寒风在每条街上呼啸着乱窜，若谁单独走在路上，前后左右不见人影，怎么会不觉得自己仿佛走在鬼城中呢？
这座城市原本也是有些霓虹灯的，“文革”伊始，被红卫兵们一举砸光了，认为那是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标志，绝不该是社会主义允许的现象。
在死刑执行地，有几个人围坐着吸烟交谈：“强子是为我才死的。”
“大哥，你也别这么想。这么想心里更难受了不是？”
“是啊，大哥不必这么想。我们都知道的，他那事儿并不是按你的吩咐去做的。他俩是偶然碰到的，还都喝高了……”
“不管怎么说，强子他是好样的。他没把咱们弟兄供出来，以求将功折罪……死刑可不是判几年的事儿……我作为大哥……我……”
“大哥别哭别哭，哥儿几个这不都听你的，前来悼念他了嘛……”
“他曾跟我说他交了个女朋友……”
“对对，大哥他也跟我们几个说了。”
“他还跟我说过，他女朋友家没什么经济来源……”
“大哥，你什么意思？有什么想法只管直说！你怎么指示，我们怎么去做……”
一阵狂风从江对岸刮过来，卷起半空雪粉，直朝那几个坐在雪地上的人横扫过去，仿佛要将他们也扫向半空似的。
他们就将头凑一块堆儿，弓下身去。
狂风过后，一个个拍打着身子站起，低头默哀。
片刻，走了。
【第三章】
光字片的小街，十之八九是没有院子的小街。一户人家挨着一户人家，家家户户的门窗都直接开向沙土街道，开向对面的人家。初来乍到之时都穷得叮当响，拖儿带女仅挑一副担子流落至此，哪敢妄想建一处有院子的家啊！并且，如前所述，那时都还心系着老家呀，没打算长住下去嘛。既没打算长住下去，可不好歹盖成一两间土坯房，全家凑合着有个容身之处就行了呗！所以家家户户挨得紧，大多数人家是为了省事，可少砌一面墙，共有的那面墙也不会是冷墙了，对两家都有益的。小街窄，窗对窗，门对门，在当年图的是安全。任何一家发生了不好的事，开窗或开门一喊，几乎一条小街的人都能听到。
在此种居住情况之下形成的左邻右舍的关系，是以前他们在农村时没有过的新型关系。好处是，“拆了墙就是一家人”这句形容亲近程度的话，提醒着家家户户和谐是多么重要。不好之处是，如果两户人家闹成了誓不两立、水火难容的恶劣关系，那么可就都别想有顺心的日子了！甭说那么一种关系的两户人家，就是住在同一条街的任何两户人家，也不愿甚至不敢使彼此的关系糟糕到那么一种地步。“低头不见抬头见”，用以形容小街上人与人包括孩子与孩子的生活常态，特别贴切。还有种不好之处是，家家户户都难有隐私可言。谁家剁菜劈柴砸煤块，无论冬夏，起码左邻右舍是听得清楚的。若在开窗图风凉的季节，街对面人家的大人孩子在干什么，彼此一目了然。若谁家来了陌生人，想让别人家在一整天内根本不知道也是不可能的。
与一九四九年前后相比，小街虽已有了街名，每户人家有了门牌号，但所有的人家，都变得越发不像家了。从前的草房顶看上去还较为顺眼的草，二十几年间早已不知被无数次大风刮到何方去了，草房顶变成了油毡的房顶。油毡房顶换一次得花不少钱，没有哪家花得起。这里那里破了，雨天屋里漏雨了，只得用不知从哪儿捡的油毡片儿盖住。怕被风刮跑，用各种各样的石头压着，许多人家的房顶看上去像象棋残局。
家家户户的门窗都不正了，有些人家的门窗歪斜得厉害，开关都费事。男人们一次次用菜刀斧头砍削门框窗框，多次后，门框窗框就不成样子了。
若谁家的女人到别人家串门，见别人家的门框窗框接近完好，都会忍不住羡慕地说：“我家门窗要是也这样，我这辈子对家也就再没什么其他奢望了。门窗这样，才多少像个家的意思啊！”
所有的土坯房也都变矮了。这是因为当初修路时，将路面垫高了。路面高了，雨水自然会从街上流进屋里。为防止自己家被雨水淹了，家家户户不得不在门前“筑坝”。当然，说筑坝是夸张，其实是用泥土掺煤灰堆成弧形的坎-从小街的这一端向那一端望去，仿佛每一户人家门前都修筑了射击掩体。
街头街尾的公厕也都摇摇欲坠。有的公厕已不存在，由街道干部指挥居民填平了。踏板腐朽，上厕所成了冒险之事，怕孩子们掉下去溺死。填平是填平了，但是从开春起，臭味儿便从地下散发上来，人们无不掩鼻而过。街道干部们又煞费苦心，弄来半高不高的树栽在那儿。不久树死了，都是从农村来的人，谁都知道是被过足的肥力烧死了。这点儿属于农民的常识他们是有的，却谁都不道破，怕街道干部指责自己是“事后诸葛亮”。每一根电线杆子还立在原地，但早已没了灯泡。灯泡总丢，证明那几条街上贪小便宜者大有人在。有的电线杆子也倾斜了，人们经常怀想曾有街灯的美好日子。
周秉昆的家住在街头，是那条小街的第一户。他家由里外两间构成，两间屋同样面积，都是二十几平方米的方正的房间。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是孝子，当年考虑到了，自己作为单传独苗，一旦在城市立稳了脚跟，应将父母从山东老家接出来，以尽床头之孝。他当年一咬牙借了民间的高利贷，非要使自己的家有两个房间不可。他在做儿子和做父亲两方面都极要强，并且还较幸运。两位老人从山东来到这个家后，秉昆的奶奶交给他一副镯子，说是祖上传下的，值些钱。那年秉昆的哥哥秉义刚出生，周志刚请识货的人过过眼。识货的人断定是好东西，愿意将他介绍给一位喜爱中国玉器的富有的俄国人，条件是成交了给点儿提成。当时东北已“光复”了，放高利贷的人因为有不少恶行被新政府镇压了，高利贷不必还，也没法还，满洲币作废了。所以，那副镯子保留下来了。待周秉昆出生时，新中国成立了，他不但有了哥哥，还有了姐姐。姐姐大他两岁，哥哥大他姐两岁。
在六十年代初的饥饿时期，周秉昆的爷爷奶奶因为没有城市口粮，不得不回山东老家去了，不久先后死在老家。
那时，周秉昆的父亲已是建筑工人，身在大西北。
虽然，住两间打了地基的土坯房的周家很被人羡慕，却有不那么开心的方面。政府建公厕时，地点离周家最近，也就十来米的距离。秉昆的母亲当然强烈反对，但经不住一位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街道干部的说服。实际上，因为小街太窄，公厕除了建在周家门窗的斜对面，也没另外的地方可选。建公厕是有益整条街的事，如不许建，会将整条街的人都得罪了，所以成了不同意也得同意的事。为了对周家的体谅予以补偿，街道干部允许周家在门前围上十几米地面做小院子。这么一来，周家又成了那条街唯一有小院子的人家。
以后的两年，不论多热的夏季，周家的门窗轻易是不敞开的。
周秉昆的父亲从大西北回来探家那年，见已是那种情况，倒也没多么的不高兴。
这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自我安慰地对妻子和儿女们说：“看来政府办事还是公平的，你们不是都喜欢养些花花草草吗？没有那公厕，咱家哪来这院子？再者，离公厕近有近的好处，上厕所还方便呢！”
在探家的日子里，他在两间屋的后墙上各开出了一扇窗。屋子不但更亮堂，夏季也凉快了。
周家小院子的花草，遂成那条小街唯一的景点。
一九七二年，周家只剩周秉昆和他母亲两口人了。
周秉昆的哥哥周秉义“文革”前是市一中的高三学生，他本是要考大学的，父母也支持。“文革”一起来，他的大学梦成泡影了。“上山下乡”前，他是“逍遥派”，除了躲在家中偷阅禁书，就是与自己的同班同学郝冬梅恋爱。郝冬梅的父亲郝似冰曾是副省长，“文革”初就被打倒了。“黑五类”子女是哪一派红卫兵组织都排斥的，她自己也不愿死乞白赖地加入，便也只能是“逍遥派”。“逍遥派”是造反派对自行边缘化的一类人的嘲讽之谓，其实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工作，他们的心理状态并不“逍遥”；比之于狂热的造反派，反而多了份闲愁。造反毕竟是一桩可以让青年人暂时忘忧的似乎特有意义的事，连这样的事也不积极，当然就得自己解决烦恼问题啰！
周秉义与郝冬梅这对恋人，抵抗烦恼与闲愁的办法，只有读禁书和恋爱，那简直也可以说是他俩的绝招、法宝。除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书，其他书籍在中国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时代都有些不怎么怕事的人，周秉义和郝冬梅便总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读过的书来读。有时还在周家拉上窗帘一个读，一个听；还讨论，甚至争论。秉昆和姐姐周蓉以及周蓉的男友蔡晓光，是他俩地下读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他俩便破釜沉舟地报了名，第一批离开了城市。遗憾的是，郝冬梅由于父亲的问题去不了兵团，只得去农场，好在她去的农场离周秉义分到的兵团不远。对于大儿子的走以及与“走资派”女儿的恋爱，周母持顺其自然的达观态度。周秉义成为兵团知青的第二年，调到师部宣传股当上了宣传干事。
周秉昆的姐姐周蓉曾是三中高一学生。三中和一中都是A市的重点中学，周蓉与周秉义都曾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且都有文艺细胞。周秉义拉得一手好二胡，是校园诗人，“文革”前已有几首诗发表了。周蓉嗓子好，是大美人儿，以学生演唱者的身份参加过A市举办的音乐会。她的追求者蔡晓光是A市一所著名技校的造反派头头，其父蔡挺凯是省军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省革委会成立后，他服从上级安排，脱下军装，在省商业厅当了一把手。不过周蓉与蔡晓光的关系不像哥哥与郝冬梅的关系那么明确，似乎是蔡晓光剃头挑子一头热。周蓉甚至不承认他俩是恋爱关系，多次对家人强调仅仅是朋友，而且是一般的朋友关系。
周母却希望女儿与蔡晓光是明确的对象关系，在当年那意味着是未婚夫妻。未婚而夫妻关系成立，根本不受法律保护，当年却是民间“道德法庭”最喜欢保护的关系。那种保护的义务感和热忱，往往高于对街道卫生的保护。
周母不止一次对女儿苦口婆心地说：“蓉啊，如果连小蔡这样的对象你都三心二意，那你究竟想找什么样的呢？他除了个子比你稍矮点儿，依妈的眼光看，别的方面全都配得上你。人家那种家庭的青年，不嫌咱家门槛低，妈觉得单凭这一点，就是人家孩子难能可贵之处……”
周蓉总是笑盈盈地应付道：“妈，我的个人问题，你就别瞎操心啦。非要操心，那就先操我哥的心行不？”
周母则说：“你哥与冬梅，人家两个好成一个人似的，已经是板上钉钉的关系了，钉透了还又砸了个弯的关系，妈有什么可操心的？你的事不让妈操心不行，妈是怕你错失了良缘！”
周蓉听烦了，就会反驳道：“妈，第一点，你一定要明白，我与他蔡晓光根本不是什么对象关系！我已经在家里声明过多少次了，我和他只不过是朋友关系！而且是一般的朋友关系！第二点，我就不明白了，咱家的门槛怎么就低了？我爸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
周母也会光火起来，指着门说：“你看你看，咱家的门槛高吗？”
周蓉看一眼门那儿，忍俊不禁。
她就哄母亲，搂着母亲半撒娇半认真地说：“妈，我没嫌小蔡的个子比我矮，我承认他对我特好，人也不错。可全市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未婚青年，不能说什么错失不错失良缘的。妈，我不急着像我哥似的将个人问题定下来，真的不急，所以求你别再絮叨，多给我点儿考虑的时间啊！”
女儿一撒娇，当妈的没咒念了。别看周蓉一向文文静静，其实是有拗脾气的，当妈的也有几分怕自己絮叨得女儿犯了脾气。母女俩如上内容的谈话从无结果。
蔡晓光经常来周家，与周蓉、郝冬梅一起听周秉义读《战争与和平》《红与黑》等名著。他虽是技校造反派头头，却并不每每摆出唯我独“革”的嘴脸，起码在周蓉和周家人面前从没那样过。相反，他表现得特别有礼貌、有教养，文质彬彬。周秉义与冬梅讨论时，他也不见外地坦率发表看法，而他的看法、观点，连周秉义与冬梅也常常一致赞同。
比如，他认为《战争与和平》，其实更应理解为一部反映战争与人的文学著作。它不仅描写到了沙皇、拿破仑这样的君主和库图佐夫等两国元帅、将领，还描写到了安德烈、皮埃尔等俄国贵族，并为战争大背景之下的俄国贵族女性刻画出了难得的群像。更主要的是，他还描写了双方军队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特别是被占领国俄国的市民、农民甚至农奴的命运和心理感受-它是托尔斯泰笔下人物最多的小说，几乎描写到了战争背景之下的俄国各阶层人物。如果没有这样一部史诗性的小说，托尔斯泰当不起“俄国的一面镜子”，估计列宁也不会以那样的比喻评价他。
那一日，蔡晓光说罢他的看法后，周家的三个儿女一时都低着头默不作声。在哥哥姐姐和郝冬梅面前，周秉昆自愧没读过几部外国小说，也就没什么个人观点可言，只有默不作声的份儿。但他极喜欢听哥哥们的讨论，觉得比听年长于自己的人聊闲天有意思多了。他是幸运的，也明白自己是幸运的。
周秉义沉默片刻，用小指挠挠腮，抬头看着郝冬梅问：“你认为呢？”
郝冬梅想了想说：“晓光的看法不无道理。在俄语中，“和平”一词的词根不就是“社会＇吗？那么《战争与和平》也可以理解为战争与社会、战争与人。”
蔡晓光又说：“我还认为，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受《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很大，也可以理解为反映革命与人的小说。它的主人公不是彻底的革命者，而是被裹挟到革命洪流中的。特别是他后来写出了《一个人的遭遇》，可以看成是他对革命与人这一主题的意犹未尽。”
周秉义听完他的第二番话，没再低下头去，而是继续微眯双眼注视着他，直接问道：“你对葛利高里这个人物究竟怎么看？”
他立刻回答：“一个身不由已而又不甘于身不由己的人物。”
低头沉思的郝冬梅一下子抬起头来，她先看一眼蔡晓光，见他起身离开屋子，到外边去了，便将目光望向秉义，微微摇头。
秉义说：“好，不问他什么了。但我承认，他今天令我刮目相看了。”
周蓉说：“他也挺喜欢看书的，这倒是一个事实。”
原来蔡晓光听到了卖冰棍的老妪的叫卖声，出去买回了十几支冰棍，还都是奶油的。
周蓉接过冰棍后，吩咐弟弟也给在小院里的母亲送一支-每当孩子们在屋里读书、交谈，周母便找点儿活到小院里去做，就像早年间做地下工作者的儿女和同志们秘密开会，当娘的在院门口放风。周母知道自家的儿女在和别人家的儿女读禁书，却从不反对。如果说有些书是对青年人有害的，这她信。但将全中国的书几乎都禁了，烧了，都说成是“封资修”的，她就不信了，因为连她这位文盲母亲的常识也违背了。何况，自己的儿子女儿自己了解，那是绝不会把坏书当好书读，还与别人家的好儿女一块儿讨论的。既上不成学了，也没工作可找，再不许他们读书，还不将些好孩子闲出病来呀？当妈的总不能跟着社会走，把自己的儿女逼到整天造反的道上去吧？
所以她从不反对。
蔡晓光说，他进院时已给周母一支了。
秉义接过冰棍后对周蓉说：“别让晓光走啊，留下一块儿吃饭。”
周蓉说：“你要想留他吃饭，那就自己对他说，干吗下指示似的让我留住他？至于他留不留下，那是由你和他的关系决定的，与我何干？”
她说罢，吮着冰棍也到小院里去了。
秉义皱皱眉，批评道：“阴阳怪气。”
他只得看着蔡晓光说：“听我的，留下吃饭。”
蔡晓光笑着点头。
周母拿着冰棍进屋了，也说：“这个小蓉，有时候就是阴阳怪气的，晓光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啊！”
蔡晓光说：“大娘，我怎么会呢？”
周母又对秉义说：“你是当哥的，该训她的时候，那就得替爸妈板起脸来训她，只是背后表示不满不行。”
秉义说：“我才不，她会记我仇的。”
周蓉在外边听到了，大声说：“哥，这点儿明智可要永远保持啊！”
周母只得自己朝外边训了一句：“小蓉你有点儿样啊！别忘了你是当姐的，也是大姑娘了，给你弟做的什么榜样？就不怕你冬梅姐笑话你吗？”
郝冬梅赶紧大声说：“我不笑话她。大娘啊，她是成心调节气氛呢！”-她主要是说给周蓉听的。
周母更加认真了，也大声说：“冬梅你用不着替她分辩！屋里气氛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儿的，需要她那么阴阳怪气地来调节？”
周秉昆冷不丁说了一句：“十个美人儿，九个是性格古怪的！”
他的话音刚落，周蓉冲入屋里，嚷嚷道：“你个没大没小的昆子，看我今天不把你的舌头系成死扣！”她边嚷嚷，边举手朝弟弟打去。
周秉昆慌得将冰棍也掉了，从他妈背后躲到冬梅背后又躲到蔡晓光背后。
除了姐弟俩，大家都乐了。
吃晚饭时，不知谁引的话题，这些青年又谈论起了《叶尔绍夫兄弟》。秉昆实在按捺不住表达看法参与讨论的冲动，幽幽地说：“老三谢尔盖是值得同情的！”
一语方出，哥哥姐姐们一齐将目光注视在他脸上，像听到哑巴说话了似的，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那么惊讶。
那时周母串门去了，也不是寻常的串门，街上有户人家婆媳吵架了，她去劝劝。她是街道组长，那类事能带给她别人无法体会到的愉快，就像用指甲花汁染指甲能带给少女们愉快一样。
秉昆既已开口，索性竹筒倒豆子，将久闷在内心的观点一股脑儿倾吐出来。有一次郝冬梅在他家读《叶尔绍夫兄弟》，他躺在床上装睡，听到了几段。
他像要与谁争吵，脸红脖子粗地又说：“没有哪一个士兵是甘愿当俘虏的！他受伤了，失去了战斗能力，因而成了俘虏，这能怪他吗？能算是种罪过吗？哥哥嫂子们都不理他了，连与他相爱的姑娘也对他无比冷漠，这对他公平吗？”
郝冬梅将另外三人环视了一番，垂下目光若有所思地说：“从今往后，我对小弟也将刮目相看了。”
周蓉拍了弟弟后脑勺一下：“以后不许偷听啊！要听我们也不限制你，但那就要像今天一样，规规矩矩地坐在一旁听。”
她那一拍，又拍出了弟弟一句话：“斯大林的儿子还成了俘虏呢！”
哥哥姐姐们的表情全都更加惊讶了。
周蓉严肃地问：“老实交代，听什么人说的？”
秉昆犹豫。
周蓉用筷子打了他的头一下，“别装哑巴，说！”
秉昆小声说：“那天妈让我替你送送晓光哥，他路上跟我说的。”
周秉义与郝冬梅对视一眼，都暗松了一口气。
蔡晓光平静地说：“是我跟他说的，但我说的并不是谣言啊！”
周蓉打断道：“别解释了。希望你能记住，我弟弟头脑简单，爱认死理，以后别什么话都跟他说。”
秉义忽然微笑了，对周蓉说：“你也不必把气氛搞得这么严肃，多大点儿事嘛！”
他起身走到弟弟背后，搂着弟弟说：“哥哥姐姐们读了些什么书，谈了些什么看法，别对外人讲啊！”
秉昆说：“我明白。”
郝冬梅对周蓉说：“我认为小弟的头脑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蔡晓光紧接着说：“我也这么认为。”
大家就都笑了。
秉昆却快哭了，他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
哥哥下乡不久后的一天中午，一位街道干部来到周家，当时秉昆和母亲、姐姐刚吃完饭，还没收拾桌子。
姐弟俩都礼貌地起身让座，亲昵地称对方“婶儿”。周母与那位婶儿熟稔，关系处得很好。
婶儿坐下后，看着周蓉和秉昆说：“当着她姐弟俩，我话到嘴边还不好讲了呢！”
周蓉是冰雪聪明的人儿，婶儿一进门，她便猜到了婶儿光临的目的。
不待母亲开口，她已微笑着问：“婶儿是来动员我姐弟俩也下乡的吧？”
婶儿两手一拍，夸道：“哎呀你个周蓉，料事如神啊！”
秉昆抢话道：“可我哥不是下乡了吗？”
周母说：“既然事关你俩，那你俩就坐旁边，听你们婶儿怎么说。”
婶儿说：“我要说的事它是这样的，上级政策很明确，也不是咱们省市一级，而是北京那边中央一级那种上级的规定-多子女家庭，只能有一个留城的，其他属于“上山下乡＇对象的子女，早晚都得走“上山下乡＇这条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所以呢，早走比晚走好，早走不是就早革命了吗？……”
不待她说完，周蓉爽快且无所谓地说：“婶儿，打住。你已经说得够明白了，我现在就当你的面表态，我和我弟俩，我走。”
秉昆也大声说：“我姐留城，我走！”
周母心烦意乱地说：“你俩争什么争啊？我还没表态呢，我这个妈是什么态度就一点儿不重要了吗？”
“是呀是呀，你俩先别争。这么重大的事，搁谁家都是当妈的意见很重要！你俩究竟谁走、谁留城，娘儿仨好好商量商量，过几天给我个准话儿。我呢，还得到前趟街去继续动员，就不多待了。”婶儿是很识相的人，见机行事地边说边站了起来。
周蓉紧跟了一句：“我走啊，就算定下了。”
“行，行，你说定下了那就定下了吧。唉，谁愿意做这种背后挨骂的工作啊！”婶儿说此话时，一只脚已在门外。
母亲流泪了，看看女儿，看看小儿子，却说：“她也确实是没法子。”
周蓉瞪着弟弟说：“你是老疙瘩，我是当姐的，必须我走。”
秉昆赌气说：“你是女的，我是男的。女的留在妈身边，我男的走！反正妈对我这个老疙瘩也不怎么重视。”
“我哪点上不重视你了？”母亲搂抱住小儿子哭了。
周蓉笑道：“妈，我认为你表态了啊！”
秉昆恼道：“我要天天看住你，让你想走也走不成！”
母亲虽然一句明确表态的话也没说，但下午便已配合女儿拆洗起被褥来，还给了女儿二十元钱，意思是让她买些自己需要的东西。
晚上，睡在外间屋的老疙瘩听到睡在里间屋的母亲和姐姐说悄悄话。
母亲说：“妈当然也舍不得你走。可是呢，你弟他哪方面都不如你和你哥，他从小就缺心眼儿，也不懂人情世故，一根筋，他走妈不放心啊！”
姐说：“妈，我走我没不好的情绪。全国统一的政策，别人家也都是只留一个，咱家有什么资格例外呢？何况我自己也想走，二十多岁的一个大姑娘，整天在家里晃进晃出的，早晚会被笑话。趁现在还没人笑话，何不主动点儿一走了之呢？至于我弟，有的男孩子就是立事晚。他立事晚是有原因的，别说在妈面前了，就是在我和我哥眼里，也总是把他当成个长不大的孩子。凡大小事，家里从没人征求他的意见，就是他发表了几句看法，咱们也从不认真对待，渐渐的他可不就那样了呗。”
老疙瘩本想大吼一句-“我哪样了？”却没喊成。哥已经走了，姐即将走了，郝冬梅和蔡晓光肯定也不会到家里来了。他有些惶惶不安，害怕自己不适应以后的孤独。
姐又说：“妈你放心，小昆毕竟是个好孩子，就是不太聪明而已。哪天忽然立事了，兴许还能聪明起来的。”
老疙瘩的自尊心又受到了严重伤害，不知不觉流泪了。
母亲说：“蓉啊，妈希望你别去兵团了，在城市周边的哪个农村就近插队得啦。兵团挣工资这一点虽好，可离家远啊，而且两年一次探亲假，有军队那种纪律约束着，不是谁想回家就能回家的。就近插队，你随时可以回家，也省得妈牵挂了。”
姐说：“行，我听妈的。”
母亲说：“你这一走，你和晓光的关系不就吹了？”
姐说：“不一定，从长计议吧。”
母亲叹道：“姑娘家，好年华就那么几年，你不懂？”
在里间屋，母亲也流泪了。周蓉轻轻握住母亲的手，用细小的声音说：“妈，你别操那么多心了，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
自那日后，周蓉白天基本不着家了，开始向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老师同学们告别。她一向人缘好，特念旧情，与她成为“死党”的同学多，教过或没教过她的老师全都欣赏她，喜欢她。母亲和弟弟明白这一点，也就不疑不问，随她早出晚归。
一日她回来得早，带回了两张票，说是省市歌舞团为纪念什么“最高指示”发表几周年联合演出的票，一般人搞不到的，让弟弟第二天上午陪母亲去看。
母亲说没心情去看，秉昆却很想去看。姐弟俩你一句我一句地劝，母亲便同意去看了。
第二天下午母亲与秉昆回到家里，周蓉没在家。这本身并不奇怪。当母亲发现属于女儿的一切东西都不见了，而弟弟发现了姐姐插在镜框缝隙的信封时，母子二人都意识到情况太不正常了。
在母亲惴惴不安的催促之下，秉昆赶紧从信封里抽出仅一页纸的留信读给母亲听。
周蓉信上的字不多，就几行，却写得很美观，一如她向来的字体那么秀丽，证明她写时心情一点儿也不乱，是极平静的。她首先请母亲和弟弟原谅她不告而别，接着声明她当然是下乡去了，并且是听从母亲的话插队去了。只不过不是在A市的近郊，而是到很远很远的外省插队去了，有蔡晓光送她上火车，所以会走得很顺。至于自己为什么非要到外省的农村去插队，其中自有原因，希望无论母亲还是弟弟，都不必去询问街道干部们。问也白问，他们并不清楚，但晓光清楚，三天后他会到家里来替她向母亲和弟弟解释的。最后一行字是写给弟弟的，要求他多替哥哥姐姐尽孝心，照顾好母亲。
“完了？”
夜里，秉昆听到母亲在里间屋不断地唉声叹气。
早上母亲双眼红肿。
第三天早上，母亲的腮明显地塌下去了，梳头时满地落发。
秉昆不禁心疼地问：“妈，要不我今天就将晓光哥找来？”
母亲冷冷地说：“不许。过了三天他不来，那也别去找。妈想开了，儿女大了不由娘，全当我根本没有你姐这么个女儿好了。”
她的话听来特别的寒心，证明她半点儿都没想开。
秉昆没听他妈的，自作主张地去找蔡晓光。蔡晓光已不在学校革委会，分配到拖拉机制造厂了。秉昆转而找到厂里，几经周折才见到了蔡晓光。蔡晓光听了秉昆的话，不敢拖延，请了半天假，跟秉昆一块儿匆匆而去。路上，秉昆问晓光，自己的姐姐究竟为什么要到外省的农村去插队。晓光说：“到了你家，讲给你母亲听了，你不是也就一切都明白了？不是几句话讲得清楚的，你路上就别多问了。”
拖拉机制造厂在共乐区内，离光字片不远。二人走得快，十几分钟后就到了周家。
当着晓光的面，周母不愿让小儿子下不来台，一句训责的话没说，强打起精神给晓光倒了杯热水。
三人刚一坐定，她便迫不及待地问：“周蓉究竟到哪个省去了？”
晓光小声说：“贵州。”
“贵州？”周母的身子摇晃了一下。
秉昆立刻起身站到母亲旁边，以防万一。
母亲尽量以平静如常的口吻问：“为什么？”
蔡晓光也尽量以平静的口吻回答：“她爱的人在那里。”
“完了。”
“就这么一页纸？”
“一页纸还没写满。”
秉昆回答母亲的话时，心中多少有点儿对姐姐进行了种报复的快感，谁叫她对他这个弟弟的评价那么差呢！“不聪明而已！”-还“而已”-她当姐的有什么资格那么评价他这个弟弟呢？就你这个姐姐聪明是吧？可你这个聪明的大美人儿做的这又是什么事呢？见母亲张大嘴呆住了，他双手捏着信纸的上角让母亲看，并说：“我没骗你吧？”
“她……她怎么还敢写着是听从我的话！”
母亲将信纸一把抢过去，结果信纸的两个上角留在了小儿子秉昆指间。他四指一分，两小片纸像白蝴蝶翅膀似的打着旋飘落地上。
“捡起来！”母亲命令式地喊道，迁怒于他。
“有必要吗？”他才不愿代姐姐成为受气包呢，仍想将母亲的怒火引到姐姐身上，指着信说：“这行，你看着妈，我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你听。“并、且、是、听、从、母、亲、的、话＇，一共九个字，我可没多念一个字，也没少念一个字！”
“她这是要活活把妈气死呀！”
母亲情绪失控了，放声大哭。
秉昆这才慌了，终于觉得大事不妙，“妈你小声点儿，让外人听到了多不好，还以为是我在惹你生气呢！”
椅子一斜，母亲连人带椅子倒在地上了。她坐在地上，直直地伸着双腿，响亮的哭声收敛成了竭力抑制的呜咽。
无论母亲还是秉昆，都没去向街道干部询问什么。
母亲跟自己较劲儿，她对秉昆说：“我才不去问，也不许你去问！她既然说三天后蔡晓光会来替她讲明白原因，那咱们就等！”
“她爱的人？……你俩不是在恋爱来着吗？”
母亲的双眼瞪大了。母亲年轻时也是好看的女人，就是眼睛小了点儿。秉昆从没见过母亲的眼睛瞪得那么大。
蔡晓光摇头苦笑说：“我当然是很爱她的，但她只不过拿我当朋友，当她最信赖的朋友。”
母亲张张嘴，就那么张着嘴呆住了。
按蔡晓光的说法，周蓉初二时开始与北京一位诗人通信。通了一年信后，对方才在信中告诉她，自己曾是“右派”，但已摘帽了，还允许继续发表诗歌，所以她才能从报刊上发现他用笔名发表的一些诗。他表示要与她中断通信关系，但对于她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她明白自己千真万确地爱上了他……
秉昆也像母亲那样，尽量以平静的口吻问：“等等，你没讲清楚，我姐爱的主要是他的诗吧？”
蔡晓光扭头看他一眼，垂下目光寻思着说：“有时两者能分开，有时两者根本分不开，这你懂的。”
秉昆大声说：“我不懂！”
蔡晓光表情异常庄重地说：“反正我懂。”
母亲提高了声音说：“别打岔，听他继续讲。”
蔡晓光就继续讲道：“那位北京诗人单方面中断了与周蓉的通信，而她在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发誓，自己一定要考到北京的大学去，从此与他相伴在一起。寄出那封信后，她也几乎没再给他写过信，改寄明信片了。“文革＇开始不久，她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考到北京的大学了，便亲自去了一次北京……”
母亲问：“周蓉见着他了？”
蔡晓光回答：“我想是没有。”
母亲说：“晓光啊，大娘问的不是你怎么想的，而是周蓉她怎么告诉你的。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了，孩子，大娘求你，一定要对大娘说实话啊！”
母亲那么说时，眼里已是满眶泪水。
蔡晓光难以对视母亲泪光闪闪的目光，又低下头，内疚地说：“大娘，我没往细里问过她，但是，从她对我说的前前后后的话中，我分析她是没见着他的。”
年轻的工人撒谎了，他不忍告诉周母实情，只有撒谎。
真相乃是一-周蓉不但见着了那让她梦魂牵绕、心灵上已合二为一的人（起码她自己觉得合二为一了），还同时看到自己写给他的许多封信以及更多的明信片，按时间顺序贴在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旁-大字报的题目是“看右派诗人是怎样引诱工人阶级的女儿的”，而这意味着他又多了一桩罪行，同样是政治性质的罪行。大字报的内容向人们昭告，曾经的摘帽“右派”政治思想上始终还是不可救药的“右派”，当年给他摘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深刻教训。深刻就深刻在-树欲静而风不止，“右派分子”等一切形形色色的敌人，绝不会因为无产阶级的心慈手软而改变反动的立场。至于他的诗，统统被斥为“可耻的伪装，两面派的伎俩”。
她见着他的情形毫无诗意。
他正被批斗。
在亢奋的口号声浪和令人头晕目眩的气氛下，他偶一抬头，居然鬼使神差地发现了她在人群中的存在。此前二人虽未相见过，但彼此都有对方的小照。
他一发现她，他的头便不再低下，被一双双手一次次使劲儿往下按也不肯驯服地低下。
结果他被抽了几皮带，一记抽在额角，顿时血流如注。
“晓光啊，你想不想告诉大娘，既然我们周蓉她……那你和她……还经常在一起……她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是何苦的啊你？……
母亲缓缓淌下的两行泪，已被她转身擦去了。
蔡晓光说：“大娘，我承认我是周蓉的追求者。但是，自从她告诉了我她和那位诗人的关系，我就决定只做她忠实的朋友了。我觉得，她太需要我这样一个朋友了。因为我俩给别的追求者的印象是恋爱关系，别的追求者就不至于对她纠缠不休了，这会让她减少许多不快。”
“孩子，你叫大娘怎么说你好啊！”
母亲眼里又淌下泪来，她的话中既有对蔡晓光的心疼，也有几分对他的怨恨。
蔡晓光终于勇敢地迎着母亲的目光了，他高傲地说：“大娘，我为周蓉那么做，特别地心甘情愿。如果她是露茜，我也会无怨无悔地要求自己是卡顿。”
母亲又问：“露茜是谁，怎么又出了个卡顿？”
蔡晓光就看秉昆，那意思是-你应该知道的，你对你妈解释。
秉昆没好气地说：“别看我，我没听说过他俩！”
母亲把目光从小儿子脸上收回，望着蔡晓光，叹道：“我也不管那两个是谁了，大娘心里塞不下那么多杂人愁事了。我只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个……那个写诗的男人，他多大岁数了？”
蔡晓光说：“比周蓉大是大些，但也并非大得多么离谱。”
母亲追问：“实话告诉大娘，他究竟多大岁数？”
秉昆说：“妈你就别追问了！问得傻不傻啊？五七年都打成‘右派’
的一个诗人，怎么说也得二十多岁了吧？今年都六八年了，又过去十多年了，你自己算吧！”
听了小儿子的话，母亲的嘴又半张着合不拢了。
蔡晓光就又低下头去。
秉昆看看母亲，看看蔡晓光，不知对人还是对事骂了一句：“他妈的！”
母亲终于能再说出话来了。
她说：“秉昆，替妈送送你晓光哥。”
蔡晓光站起，低头朝门口走。
母亲又说：“晓光，你以后不要再登我们周家的门了。再见到你，大娘不知究竟该怎样对待你了。”
蔡晓光站在门口听完母亲的话，小声说：“大娘，我记住了。”
蔡晓光已经走出去了，秉昆却仍坐着未动。他认为蔡晓光毕竟很无辜，不仅同情他，内心里还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好感，甚至也可以说那是一种不能确定值不值得的敬意。
他不是不愿送，是深陷到关于姐姐，也是关于他们这个家的突发事件里难以自拔。
母亲缓缓扭头看着他说：“没听到我对你说的话啊？”
他这才如梦初醒地追出门去。
路上，他问蔡晓光，为什么姐姐常常冷言冷语地对待他，而他却无怨无悔？
蔡晓光说，那是他和周蓉演戏给他们周家人看的，为的正是有一天需要他替她向家人进行解释时，周家人不至于将他看成一个受害者，感到周家对不起他。
“那么一来，你们周家人的精神压力不就是双重的了吗？现在，我仿佛成了你姐的一个同谋，而不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们周家的人谁也不必对我有什么负疚心理。这样挺好，符合预期。”
蔡晓光说得轻描淡写，如释重负。
秉昆问：“你俩，你和我姐那么演戏，是你的主意，还是我姐的主意？”
蔡晓光说：“是我要求你姐必须那么做的。”
听了他的话，秉昆心里好受了些。如果蔡晓光说“是你姐的主意”，他想姐姐就有些卑鄙了。
他又问：“现在你告诉我，露茜和卡顿是什么人？”
蔡晓光说：“你哥哥姐姐看的那些书，想必一本也没敢带走，全藏在家里，其中肯定有一本是《双城记》。回去自己找出来，读了就知道了。”
蔡晓光说完，拔腿便跑。
周秉昆回到家里，见母亲居然还呆坐着。
母亲说：“你再坐下。”
秉昆乖乖坐下了。
母亲问：“现在，你对你姐怎么看？”
秉昆说：“妈，我不想说。”
母亲说：“不想说也得说，必须说。”
秉昆吞吞吐吐地说：“我姐……她爱上了什么人我不好评论，可她的做法确实是不对的。”
母亲说：“岂止不对，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她眼里哪儿还有我这个妈？她等于是搬起一扇大磨盘压在了我心上！你爸只身在外，那么放心地把教育你们三个儿女的责任交给了我。他还当面表扬过我，夸我教育有方，对这个家劳苦功高……等你爸探家回来了，让妈怎么向你爸交代？就是只想到这一点，妈连死的心都有了！”
秉昆跪下了。
他哀哀地说：“妈，你可千万别死。我还没工作呢，你死了我怎么办啊！
母子俩抱头而泣。
母亲叮嘱他，外人如果问起他姐姐来，就说到贵州投奔父亲去了。
【第四章】
大风从周家房顶扫过，雪粉落了周秉昆一身，也落了些在后衣领内，他不禁打了个哆嗦。
周秉昆那日第一次“享受”到由单位的车直接送到家门口的优待-尽管只不过是辆旧的小卡车，一路昏昏沉沉的，半点儿都没有“享受”之感。
老工人师傅问他：“小周，没大事儿吧？要觉得确实不对劲儿，那咱们去医院。”
他已跳下了车，眼睛半睁半闭地站在家门前，挥挥手说：“没事儿，你们快走吧，我是因为早上没吃东西……”
他为自己昏倒而感到羞耻，本能地予以遮掩。
另一位师傅说：“我猜也是，难怪呢。”
他们便都没下车。那么冷的天，挨了两个多小时的冻，谁都想赶快回到厂里找地方暖和暖和身子。
“秉昆，发什么呆呢？”
他一抬头，见是同住一条街的乔春燕。周家住街头，乔家住街尾。乔春燕的两个姐姐也都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了，她本以为凭这一点自己有资格分配到不错的工作，成为什么国企的工人呢。她的愿望也不算多么高，能穿上亚麻厂的工作服就心满意足了。亚麻厂在共乐区，她是共乐区的待分配青年，她和父母便以为不必送礼求人走后门。然而，他们都大错特错了，等到春燕被通知分配到了共乐区与邻区交界处的一家公共浴池，这才悔之晚矣。她要跟一位老师傅学修脚，以便将来接那位老师傅的班。泡罢澡接着要修脚的全是大老爷们儿，她闹心极了，死也不肯从事那么一种职业。但死也不是办法呀！死又能威胁到什么人呢？还会落个拒不服从工作分配之名，所以，父母相陪着懊恼了几天，也就只有一起低头认命了。
春燕与秉昆不仅是小学同学，还是中学同学。虽然住一条街上，但从小学到中学秉昆与她的关系一直淡淡的，甚至没结伴上学或放学回家过。一者秉昆是不喜欢与女生交往的男生，二者因为春燕并非是对男生有吸引力的女生。她的身材未免太茁壮了，性格也大大咧咧的，属于假小子类型。
不过那是一九六八年的春燕，到了一九七二年，正所谓女大十八变，参加工作后的春燕不仅身材变了（尽管并没变得多么苗条，却起码变出了女性的腰形），连脸盘看上去也不似满月那么圆，显出点儿尖下颏了。总之，细端详，有几分女性特有的妩媚了。
那日春燕头戴白毛线织的贝雷帽，围鲜红的长围巾，穿件过膝的灰呢大衣，下边是双锃亮的高靿靴子-一看上去挺摩登的。
秉昆好久没见过她了，一时有判若两人之感。
春燕大声问：“聋了？傻呆呆地瞪着我干什么呀？没听到我跟你打招呼呀？”
秉昆红了脸说：“厂里的车刚从江边把我送回来，正要进屋。”
春燕就走到周家小院外，隔着矮板障子问：“你们木材厂去人了？”秉昆点头。
“街道也通知我去接受接受教育，说只要我去，可以替我要求单位多批我两天假，但前提是接受一下记者采访。我才不去呢！就因为我跟杀人犯住在前后街，从小互相看着一天天长大，我就应该去接受那么一种教育啊？不接受教育，我也绝不会像涂志强那样往歪路上走哇！你信不信？信不信？”
春燕一边问，一边用垂在胸前的长围巾的编穗儿抚秉昆的脸。
秉昆说：“我信。”
春燕一向说话很跳跃，中学同学因而给她起了个绰号叫“袋鼠”。
她问：“我怎么样？”
秉昆佩服地说：“你从来都不愿任人摆布，不像我，明明自己觉得心里别扭的事，别人的态度一硬，我就只有服从了。”
春燕说：“我问的是我现在的样子！还像袋鼠吗？”
她一手仍抓着长围巾下摆，举着，模特儿似的摆了个自认为优美的姿势，接着转了个圈。
秉昆装出欣赏的样子说：“不像了，早不像了，你变得比中学那会儿漂亮多了。”
春燕似乎有种与秉昆老友重逢般的感觉，没完没了地说：“这下咱们这条小脏街可因为涂志强出大名了！说心里话，他被处决了，我心里还挺难受的。”
秉昆也正希望与人说说话，以冲淡自己在处决现场受到的刺激。他叹道：“我也是。我做噩梦都梦不到，和我住前后小街上，从小相看着长大，小学同班，中学同校，参加工作了在一个厂里，而且整天是劳动搭档的人，忽然一天成了杀人犯……太想不到了！但杀人了那就得偿命啊，即使咱们是法官，也得判他死刑，是不是？”
春燕深有同感地说：“那是。就在他犯案的前几天，我还为他服务过！他和一小个子又瘸条腿的男人一块儿修脚。那天我师傅不在，我独自当班。他没想到是我，不好意思，脸红得像红萝卜皮似的。我倒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害羞劲儿早过去了。他称那瘸子大哥，他那大哥特绅士，不像某些浑蛋男人，成心似的，光着身子只围条浴巾就到我跟前了，他俩可是都穿着我们那儿发的短裤背心去的。他那大哥彬彬有礼地说：姑娘，给您添麻烦了啊。”之后不忘说句：“姑娘，多谢了啊。”强子陪在边上吸烟，他那大哥说：“别让人家姑娘吸二手烟，掐了。看得出他对那大哥可尊敬了，赶紧就掐了。为他俩修完脚，那大哥朝他递了个眼色，他就给了我十元钱，两张五元的。我当然不收，强子小声说：“就当是你哥给你的。我说：“去你的！我没哥，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说：“当然知道了，但你就不想有个哥吗？想有的话，就当我是你哥。”那时他那大哥已到修脚部外等着去了，他朝门外瞥一眼，小声又说：“有了我这个哥，保证全市没谁敢欺负你了。”其实我心里是乐意收的，十元钱差不多等于我十天的工资呢！他既然非要给我，我也就大大方方地收下了。你说这算什么事儿，我收下过一个被枪决了的杀人犯给的小费！解放后早就不许来那套了呀……”
春燕眼泪汪汪的，想到自己所说之事，她的心情分明很复杂。
秉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家门忽然开了，母亲吃力地拎着几乎满桶的泔水迈了出来。自从家里发生女儿那件事，由于经常伤心流泪，她的眼睛患了角膜炎，再一遇到着急上火的事儿就会复发，视力已大不如前。
秉昆急忙接过泔水桶，对母亲说：“妈，你别管了，我倒。”
母亲小声问：“那姑娘是谁？怎么不请人家进屋说话？”
春燕说：“大娘，是我呀，老乔家三姑娘。”
母亲定睛看着她，微笑道：“认出来了，是春燕呀，穿得这么体面，提前过春节似的，去相亲啊？”
春燕笑道：“不是的，大娘，我去我三姨家串门儿。我两个姐姐在兵团都挣工资，养活自己不成问题，逢年过节还都往家里寄点儿。我爸的工资只养活他和我妈老两口，每月能存个十元八元的。我呢，终于出徒了，算上奖金，不比秉昆他们当工人挣得少，我干吗不在自己的衣着上多花点儿钱，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儿啊？大娘，我的想法对不？”
母亲说：“对，对，怎么不对呢！”
她走近矮板障子，端详着春燕的脸又说：“春燕你越变越俊了，就你这模样，不用化妆，眉心点颗痣，在哪儿盘腿一坐，像活观音。”
秉昆听出，母亲说的完全是一番奉承的话，不由得嘟哝了一句：“有穿双靴子的观音吗？”
母亲不悦地说：“你别挑我的话。”
春燕却被奉承得大为高兴，眉开眼笑地对秉昆说：“就是！观音她要想化身于民间，那还不是爱怎么穿就怎么穿呀？你把泔水桶拎院外来，我得回家了，帮你拎到下水道那儿去。”
秉昆说：“不用，别弄脏了你的靴子和衣服。”
母亲也说：“春燕你快回家吧，我和他去倒。”
春燕说：“天冷，大娘你进屋吧。你穿得少，别感冒了，我和秉昆抬着。”
她说时，已看中了板障子间的一根木棍，动手便拔。
秉昆急说：“哎，你别……”
春燕却已将木棍拔起了，她说：“你家板障子反正也该修了，秉昆你开春上心修修啊！你留城就有责任把家里这类活儿全干好。大娘，我说的也对吧？”
母亲连说：“对，对，你把大娘要跟他说的话替大娘说了。”
于是，春燕高高兴兴地与秉昆抬起了满桶泔水。
整条街上只有一处倒污水的下水道口，像往年一样，周围结了厚厚的五颜六色的冰。哪种颜色都不正，一层覆盖一层，冻着米饭粒、咸菜条、萝卜皮、白菜帮什么的。虽然五颜六色，看上去却绝不美丽，比单一颜色更令人作呕。当年的任何衣服都掉色，哪户人家一冬季都得洗几次衣服。
泔水桶放在冰上后，秉昆有点儿不知怎样是好-下水道口已被冻严了。
春燕问：“你又发什么呆呀？”
秉昆说：“也没处往下流啊，不跟随便一倒一回事吗？”
春燕说：“你没冬天倒过泔水啊？从来就是这样的！”
她抬起只脚，脚尖轻轻往桶上一点，泔水桶滑倒了。
在周家，秉昆确实还从没倒过泔水。哥哥姐姐在家时，他们争着倒。他们离家不久，自己开始上班了，每天早出晚归，没想到过自己应该为家里倒泔水。
他望着一桶泔水在肮脏的冰上缓缓流淌、边流边冻住的情形，内心产生一种大惭愧。母亲已经害下严重的眼病，万一再因为倒泔水滑倒摔伤，家中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那该怎么办呢？
他不敢想下去，望着春燕自言自语：“我不是个好儿子，但我一定要学着做个好儿子。”
春燕白了他一眼，讥讽道：“别以为你妈奉承我的话，我听不出来，我真有那么傻吗？全光字片的人家，有几户不夸你们周家的儿女好的？你哥一表人才，是重点中学尖子生。你姐是大美人儿，也是重点中学的尖子生。你虽然长得一般，学习也一般，跟我一样上的是破垃圾中学，但打小就是乖小孩儿，从不调皮捣蛋。哎，你是不是没从我这儿也听到几句奉承话，就觉得亏了呀？”
秉昆呆呆地看着，变哑巴了。他嘴笨，别人一讽刺他或顶他几句，往往就无话可说。有时，在外边被别人挤对了，回到家里也会发闷几小时。
春燕从兜里掏出澡票递给他：“好久不见了，给你两张澡票作为见面礼。”
他接过后看着说：“不是两张，是三张。”
春燕说：“那就三张都给你吧。我爸妈洗澡不需要澡票，只要是去我上班那儿，一说是我爸妈，谁把门儿都得客客气气地往里请。我师傅快退了，现在招不上修脚这一行的学徒来，我成了他目前唯一的高徒，关门弟子。我要不干了，去那儿洗澡的人准少一半儿。我一闹情绪，连我们领导都让几分，我成了那儿的香饽饽了。咱姐们儿每天全心全意为人民修脚，凡是热爱人民的人，就得发自内心地敬着我！”
春燕感觉良好，自我吹捧了一番。
秉昆闷头闷脑地说：“春燕，我也是热爱人民的人啊，真的，所以我也发自内心地敬着你。”
春燕被他的话逗得扑哧笑了，豪迈地说：“秉昆，那什么，三张澡票你可以全送人的。只要是到我们那儿去洗澡，你也根本不必用澡票。你提一下我的名字就行，说你是我表哥。快春节了，哪天你陪大娘一起去吧！”
秉昆回到家里，见母亲在用报纸糊墙。
他提醒道：“妈，你可得小心点儿，别把有毛主席头像的糊倒了。”
母亲说：“我知道自己视力差了，可注意呢，你看那样行不？”
秉昆顺母亲手指看去，见火炕里边那面墙二尺以上的地方，报与报互相压住半边，这就使主席头像与头像之间的距离近了，一横溜儿二十几个头像排列还怪齐的。
母亲问：“那么糊没什么问题吧？”
秉昆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母亲又问：“没糊歪吧？”
秉昆说：“不歪。”
“挺好看的是不？”
“挺好看的。”
“妈给你煮了个荷包蛋，热在锅里呢，还有个两掺面馒头，吃了快去上下午班吧。”
“妈，我有点儿头疼，下午不去了。”
“预先没请假，不去行？”
“行。”
“妈去你们厂替你请假吧？”
“没那必要。大冷的天，吃饱了撑的啊！”
“要不你把你们厂办公室的电话告诉妈，妈到派出所去，用他们那儿的电话替你请假，妈跟他们都挺熟的。”
“更没那必要了。妈，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别把我半天没上班没请假当回事儿，根本就算不上是件事儿。”
秉昆将母亲为他热在锅里的午饭吃得一干二净，蹬掉鞋上了炕，脱去棉袄棉裤盖上被子倒头便睡，居然酣睡了两个多小时。全市多数人家都买不到好煤，一个冬天不暖和，周家也不例外。少数有暖气的干部家，因为锅炉有好煤保障着，才一如既往温暖如春。幸而母亲一直将火炕烧得挺热乎，秉昆竟睡出了汗。哥哥姐姐在家时，哥哥与秉昆睡外屋，姐姐和母亲睡里屋。哥哥和姐姐如今都远走高飞，为了省煤，冬季外屋的火炕就不烧了，秉昆便睡到里屋，为的也是每晚能躺在炕上陪母亲说说话。
“上山下乡”这一场运动，对于A市大多数老百姓的影响，与对全国其他城市老百姓的影响不太一样。A市老百姓的儿女去往兵团和农场的占多数，而他们是挣工资的。三十二元是工厂里一级工的月工资。如果一户人家有两个去往兵团或农场的子女，每人每月往家里寄十元钱，那户人家的生活也会大大改善。少了两个人的吃穿费用，每月多了二十元钱，就少了以往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的拮据。春燕家如此，秉昆家也是这样。他一领了工资，留下几元零花钱，其余全都交给母亲。母亲也花不着他的钱，替他存着。母亲还让他写信告诉父亲，千万不必为了每月往家里多寄点儿，省衣节食地亏待自己。父亲呢，每月也就少往家里寄十元，自己那边也有余钱可攒了。
晚上，待母亲也躺下，关了灯，秉昆睡不着了。
黑暗中，母亲问：“后天是星期日吧？”
他说：“对。”
母亲说：“那你想着，星期日给你姐寄二十元钱去。”
他说：“记住了。”
母亲沉默片刻，又说：“她毕竟是妈身上掉下的肉，妈说不想她不惦记她，那是自己骗自己呀，儿子。”
他说：“妈，我明白。”
母亲说：“你放心，妈不会动你的钱，你挣的钱永远是你的。妈每年春节前寄给你姐的，是从你爸寄回家的钱中省下的。”
他说：“妈，你根本没必要分得这么清。什么我挣的我爸寄回家的，我听了心里别扭。我挣的钱你可以随便花，想给我姐寄多少我都没意见。她是我亲姐，我也想她惦记她啊，只不过不说罢了。”
母亲说：“妈也明白。”
母亲哽咽了。
一九六八年秋，周蓉以母亲和弟弟难以接受的方式离家远去，四年多没回过一次家。不知她是怎么想的，也不知她过着怎么的生活。她写给家里的信有的很短，有的挺长。短信分明就是为了报个平安，对母亲和弟弟的意义类似于平安电报。而长信，又只不过写些贵州山区的风花雪月、民俗村习，像是见闻式散文的“投稿”，毫无家信的意义可言。
每当秉昆念“投稿”般的家信时，母亲会不耐烦地打断他，问：“像上封一样的内容？”
秉昆只有如实回答：“对。”
母亲往往还要问一句：“一点儿别的内容都没有？”
如果秉昆回答“对”，那么母亲便会说：“别念了，好好收起来吧。”
之后，母亲就走到外屋，甚至走到小院去无声而泣。
结果，母亲的眼病就又犯了。
去年，姐姐来信说她已经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婚了，却连他俩的结婚照也没随信寄回一张。收到那封让母亲和弟弟内心纠结的信不久，周志刚回来探家了。回到家里的第三天，母亲鼓足勇气将姐姐的事告诉了他，结果脾气一向很好、被公认特别扛得住事的周志刚勃然大怒，不但斥责母亲没尽好做母亲的责任，也骂秉昆不是个好儿子，是个白养活在家里吃闲饭完全没用的东西。两个大活人整天在家，怎么就能叫周蓉她那样走成功了？父亲摔了东西，还扇了秉昆一耳光。多亏是冬季，门窗严实，没将邻居惊动到家里来。
由于母亲说起了姐姐，秉昆那晚非常想念姐姐。
他一闭上眼睛就做梦，一梦接一梦，连得乱七八糟的，先梦到姐姐寄来一张大寸的结婚照，照片上的男人竟是涂志强！
一惊，醒了。
好不容易再睡过去，结果梦到的还是涂志强！
脸白如纸的涂志强手拎一根铁钎子，挖苦地对他说：“瞧你那点儿胆儿，我自己都不怕死，你还吓昏过去了！”
又惊醒了，惊出一身冷汗。
接着梦到了春燕。
她披头散发，浑身是血，对他惨笑道：“没想到吧？强子他杀死的是我！你个傻帽儿，这世上你想不到的事儿多了，我俩一条心，就是要给你这种傻帽儿一个大意外，刺激刺激你们的神经！哈哈，哈哈……”
他在春燕狂笑时喊出了梦话：“哥哥快来救我！”
结果将母亲也惊醒了。
秉昆感到自己没法再在木材加工厂上班了。
厂里为他另配了一名出料工肖国庆。二人一块儿干活时，他一而再，再而三，再三再四地叫人家“强子哥”。肖国庆与他的关系蛮好，实际上秉昆在厂里挺有人缘，大家与他的关系都蛮好。他起初几次叫肖国庆“强子哥”时，人家并没太在意。频频叫，终使那性子和他一样温良的肖国庆大光其火，当胸给了他一拳，怒道：“你他妈的有完没完啊？总拿一个杀人犯的名字叫我！以为我好欺负咋的？”
他只有鞠躬道歉不止，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成心的。”
这是涂志强被枪决三天以后的事。如果不是工友们拉开，肖国庆非抄起木板拍他不可。
那三天里，只要他一进入木材加工厂大门，便觉得涂志强的身影无处不在。涂志强的声音似乎也时时在他耳边，或大声或小声地叫他：“昆子，昆子……”
在秉昆看来，与他一前一后扛木料的肖国庆的背影，仿佛是他极为熟悉的涂志强的背影。有几次，他仿佛看到肖国庆的后脑勺变成了苍白如纸的涂志强的脸，对他玩世不恭地笑，骇得他每次都大叫一声：“停！”有次还是在高高的跳板上叫起来。
一次休息时，他独自躲得远远的，望着锯台那儿。飞转的锯片旋入圆木，其声刺耳、锯末四溅的情形，使他想到了涂志强的父亲，那名舍身救人的老锯工令人崇敬的死，也想到了涂志强干过的一件坏事——
某日，涂志强踏下跳板时问他：“昆子，累了吧？”
他说：“累极了。”
涂志强坏笑道：“一会儿就可以休息了，哥保证，至少让你休息上半小时。”
他说：“半小时前刚休息过啊！”
涂志强说：“那不是才休息了十来分钟嘛。咱哥俩儿先不扛了，吸支烟。”
他没接涂志强的烟，怕自己染上烟瘾。
涂志强也不硬塞给他，自个儿吸着烟，靠着木料堆站那儿，面无表情地望着曾是他父亲徒弟的电锯手缓缓将大圆木推向前去。
突然，但听一声刺耳的锐响，电锯崩齿了。圆木进厂时往往带有大钉子，是装卸工人钉上的，为了盘住箍紧圆木的卡车上用的绳索。圆木进厂后需有人检查，检查员马虎了那也是常有的事。
电锯一崩齿，就得拉下电闸修锉，起码得半个小时才能重新安装上。
涂志强扭头朝秉昆挤挤眼睛，一摆下巴，“走，跟哥到厂门口去，哥请你喝汽水儿。”
秉昆觉得，一定是“强子哥”偷偷将特大的长钉子砸进了圆木中。
他没敢问。
那怎么问呢？
他也没说：“强子哥，可别再干了，会出危险的。”
那样岂不是等于直接说“是你干的”吗？
没凭没据的，怎么可以那么说呢？
当然，他也没向厂里汇报，那不等于是告发吗？即使是自己亲眼所见，那也应该劝诫在前，告发在后啊。未经劝诫又毫无证据地告发，岂不等于卑鄙的出卖吗？
事关做人，他尤其一根筋，常钻牛角尖。
所以，他决定将自己的怀疑闷在内心，不对任何人讲。
实际上他也没对任何人说过。
远远地望着望着，在他看来，那锯手的脸不知怎么也仿佛变成了涂志强的脸。涂志强一边缓缓推着圆木，一边望着他满脸恶意地冷笑。
在他看来，一声电锯破碎、锯片横飞的惨剧转眼就要发生！
他一跃而起，冲过去猛地将电闸按下了。
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愕然地看着他。
第三天下午，周秉昆去向厂领导请假。
厂领导问：“再过两个多小时就下班了，非请假不可？”
他毫不动摇地点头。
领导又问：“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非得你这么急着去办？”
他毫不动摇地说：“很急的事。”
领导不高兴了，“周秉昆，你究竟出什么情况了？自从涂志强被处决了，你一天旷工一天请假的，上班的时候也撞鬼作怪的！你对处决他心怀不满怎么的？”
他愣了愣，像用手枪射出四颗子弹似的说：“去、你、妈、的！”领导霍地站起，一拍桌子：“周秉昆，我开除你！”他摘下垫肩，扯下套袖往桌上一摔，针锋相对地说：“老子不干了！”说罢扬长而去。
半小时后，周秉昆匆匆来到拖拉机制造厂的正门外，他急欲见到蔡晓光。
一九六八年，他身为一名合法的留城待业青年面临工作分配时，特想成为拖拉机制造厂的工人。该厂在全市属于较大型国有企业，两千多人呢。全厂大多数工人一直是“捍卫三结合联合总指挥部”的一股力量，与专执一念要轰垮省革委会的“炮轰派”势不两立。“炮轰派”被镇压下去以后，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转入地下进行活动的“炮轰派”的“残渣余孽”被省革委会宣布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市的“别动队”，厂里的“捍联总”一派总算是牢牢地掌握了大权。庆祝“彻底铲除了厂内“炮轰派”势力”的时候，省市两级革委会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参加了活动。无论是该厂较大型国有企业的性质，还是该厂工人阶级“文革”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都使它成为合法留城青年们心向往之的单位，秉昆更是做梦都希望成为该厂的工人。
依他想来，凭蔡晓光与姐姐的恋爱关系，凭蔡晓光父亲的权力，那还不是小事一桩吗？拖拉机制造厂离家很近，也就十几分钟的路，不必天天带饭。回家吃完午饭，眯上一小觉再去上下午班都可以从从容容，那多美呀，他会成为光字片每一个青年都大为羡慕的人。退而求其次，能分配到亚麻厂也不错。亚麻厂也在共乐区，比拖拉机制造厂离家远点儿，也远不到哪儿去。亚麻厂女工多，漂亮姑娘也多。亚麻厂的工作服是亚麻布，每年发一套，一套三四年都穿不破。新发的工作服便等于是福利，稍加改变，可成为像哔叽呢那么笔挺的衣装。春秋两季穿在身上，让姑娘小伙子们很提精神。有以上两点好处，亚麻厂也是共乐区小青年削尖了脑袋都想进去的单位。
当年，秉昆和妈妈对他的工作问题安心淡定-有蔡晓光保驾护航，瞎急个什么劲儿呢？准姐夫怎么能不对未来小舅子的事上心呢？再者说了，那点儿事，对于曾经的大校师长、省革委会常委，它就根本不算个事嘛！谁不知道，一九四九年后授衔的大校，那也都是带过兵打过仗的，大小也是新中国的功臣！虽然两家尚无来往，但有晓光这层关系，他父亲打个电话写个条子的忙不会不帮啊！
谁料到周蓉演了那么一出戏！
无论周秉昆还是周母，都没法向蔡晓光开口相求了。
后来，蔡晓光再没登过周家的门。
秉昆却不止一次在路上遇到过他。光字片那街口，是蔡晓光上下班骑自行车路过的街口，二人想一次也不遇到都不可能。每次相遇，总要站住说几句话。二人都尽量装出一如从前的样子，客客气气半亲不亲半近不近地以礼相待，都只字不提周蓉。秉昆的感觉是，蔡晓光仍与姐姐有联系。
一次，蔡晓光说：“劝你妈想开点儿，你姐那边一切还行。你姐是特殊的女性，跟一般女性不一样的。她既然那么选择了爱情，就必定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能够坦然面对种种人生考验。”
还有一次，时间是前年秋季。蔡晓光看见秉昆，刹住自行车叫他。
秉昆走过去，蔡晓光一脸严肃地说：“告诉你一件大事-林彪一家乘军用飞机外逃，企图叛国，摔死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了！暂时还是国家最高机密，先别到处乱说啊！不过说了也没什么，不久就会向全国全世界宣布的，只不过说早了会给自己带来些不必要的麻烦。”
秉昆听了如五雷轰顶，也一脸严肃地说：“一定是国内外阶级敌人造谣！晓光哥你可千万别传谣，查到你头上罪名大了，也许会被枪毙的！”
蔡晓光笑道：“我什么时候传过谣啊！告诉你是因为你老弟头脑简单，一根筋，怕人人表态的时候你偏说自己转不过弯子。我也得嘱咐你一句，厂里开会人人表态的时候别犯傻啊！”
他拍一下秉昆的肩，蹬起自行车走了。
多亏蔡晓光预先给秉昆打过了“别犯傻”的预防针，他居然能在长达十几天的学习、讨论、表态过程中，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过。屡屡从别人嘴里听到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头脑简单”“一根筋”之类的，年轻的他已开始承认自己确实不如别人的头脑灵活，甚至承认自己比乔春燕的头脑还要差一个等级。他就有了点儿自知之明，在特殊情况之下，只说重要的非说不可的话，半句多余的话也不说。他居然能总结有利于自己的经验了，像自己这种“头脑简单”“一根筋”的人，往往是由于说了多余的话才犯傻。总结了这样一条关于说话的经验，他对自己的头脑亦抱有几分乐观，这证明自已还是有救的呀！
他竟然不感激蔡晓光的提醒。非但不感激，还由此愤愤不平。同是中国人，那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人家蔡晓光可是在向全国公布之前就知道了的。而在那些日子里，千千万万像他这种同样关心国家大事的普通老百姓家的儿子却蒙在鼓里，当然他们的父母也根本不可能知道。许多人家里，照样挂着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并肩检阅红卫兵的“光辉合影”。许多像他那样的青年寄出或收到的信中，还照例写有“同时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信封上贴的仍是印着“光辉合影”的邮票。这不明显地将“红五类”也分成了三六九等吗？如果全中国人被分成了“红”“黑”两大类，“红五类”中又进而分成了三六九等，那么共产主义要哪辈子才能实现啊？共产主义不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吗？
他的头脑中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起初自己把自己吓呆了良久，随之暗自窃喜-足以证明自己不但有望像别人一样头脑灵活起来，还证明自己的头脑也同样可以产生思想这种东西呀！
于是，他高兴得吹起了口哨。
那天周秉昆下班后没直接回家，他到一家小饭馆单独吃饭，为的是喝一瓶啤酒，对自己头脑的尚可救药予以祝贺。
而此刻，周秉昆那尚可救药的头脑明确地告诉他，若想拯救自己于厄境，便只有向人求助，而那个人只能是蔡晓光，不管他周秉昆自尊方面的感觉好或不好。在二百多万人口的A市，无论他自己还是他们周家，除了蔡晓光外，不再认识任何一个与权力沾边的人，他不求助蔡晓光还能求助谁呢？
拖拉机制造厂的一名老门卫听他说找蔡晓光，上下打量着他，问他与蔡晓光什么关系，他那尚可救药的头脑立刻发出了又一个机智的指令，脱口而出地回答：“他是我堂哥。”
“那么，你是他堂弟啰？”老门卫一脸的不相信，怀疑的目光落在他工作服的左上方，那儿印着“木材加工厂”五个字。
老门卫又问：“你不是木材加工厂的吗？”其表情的意思是-蔡晓光的堂弟会是木材加工厂的？
周秉昆赶紧为对方解惑：“我父亲和我伯父是一块儿参军的。我父亲不像我伯父那么为子女费心，他反对搞特权。”
他脸上不动声色，像与人随便聊天似的，其实内心里扬扬得意，为自己的回答技巧叫绝不止。
“是这样啊，明白了，难怪你是木材加工厂的，看来干部和干部还真不一样。外边天冷，小伙子进传达室来吧！”
老门卫因为对他的“干部父亲”心生好感，对他也刮目相看了。在温暖的传达室里，老门卫给蔡晓光所在的厂办挂电话后，遗憾地告诉他“蔡副主任”不在厂里，被借调到市备战指挥部去了。
周秉昆那天才知道，蔡晓光已是拖拉机厂的办公室副主任了。
他内心里又生出不平之感来。
老门卫却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小伙子，你要见到堂哥也很容易。我们厂派出一批人去挖防空洞，小蔡主任也在那儿。过会儿有车给他们送晚饭，你坐炉边等着，车到门口跟车去好了。”
送饭的是辆卡车，老门卫跟司机耳语了几句，司机朝秉昆招招手，让他坐进了驾驶室。
半小时后，卡车停在某大学校园内的一处防空洞洞口。
司机下车朝洞口喊了几句，挖防空洞的人一个接一个爬到洞外。
司机对其中一人大声说：“蔡主任，我把你堂弟捎来了！”
秉昆认出，那人正是蔡晓光。他怕自己的谎言让自己当众下不来台，紧接着喊：“堂哥，我是秉昆啊！老想你啦，所以非要见你一面。”
蔡晓光也一眼就认出了他，走到他跟前，搂着他脖子小声说：“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怎么成了你堂哥呢？”
秉昆也小声说：“不跟你攀上亲，见到你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门卫问三问四的。晓光哥，我找你是有急事相求……”
蔡晓光打断道：“停，你先诚实地回答我，是你个人的急事还是你家的急事？”
秉昆诚实地回答：“我个人的事。”
蔡晓光说：“你个人的事，急也不会是多么严重的事。我饿了，等我解决了肚子的抗议问题后再听你说。”
蔡晓光的话有那么种说一不二的意味，秉昆愣愣地看着他，张了张嘴，没再说出话来。
蔡晓光笑道：“又来你那种傻样，还谎称是我堂弟！我叔和我爸是一块儿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过来的人，还穿着军装当着师长呢，人家我堂弟也在部队当连长呢。我求你了，以后千万别再谎称是我堂弟了！”
虽然撒了谎，有一点竟蒙对了！秉昆撒谎时内心里残余的得意，被蔡晓光所说的真相的大扫帚一下子扫得精光。
他尴尬极了，有点儿无地自容。
蔡晓光对他的尴尬很漠视，毫无同情，也许根本没看出来，若无其事地问：“你不饿？”
秉昆木讷地回答：“也饿。”
蔡晓光说：“还是的。”他大声对周围人喊：“我和堂弟好久不见了，得找地方请他一顿，否则他会向我叔告状的。你们吃完了休息半小时，之后都给我下到洞里去啊。我肯定要晚回来一会儿，我不在也要人人都给我表现得好点儿。谁表现得不好，那可就等于不拿我当回事儿！”
包括那些比蔡晓光年龄大的人，一边吃着馒头喝着汤，一边频频点头，诺诺连声。
他俩到了校门外的一处小餐馆，里边很清静。刚进去，先在的几个人起身走了，小餐馆里只有他俩了。蔡晓光要了一斤饺子，点了几样凉菜和两瓶啤酒。
蔡晓光亲自为秉昆倒满了酒，举杯道：“来，咱堂兄弟俩碰一下，祝咱们的爸爸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秉昆心里好不是滋味，低头喝酒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白当了别人一次儿子，对方却并不知道；知道了也肯定不领情，反而会认为自己不配。他觉得蔡晓光说“祝咱们的爸爸”，指的肯定不是他远在大西北当建筑工人的父亲，而是人家自己的叔叔。
所以他只碰杯，一言不发。他想，才不白当了一次儿子还祝别人的父亲“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呢！
蔡晓光问：“你父亲今年回来探家不？”
四年多以前，蔡晓光问到他父亲时，说的可是“伯父”。现在，变成“你父亲”了--连秉昆那简单的头脑也感到几分无可奈何的世态炎凉。
他淡淡地说：“不了。他们那儿号召与国家共度经济困难时期，改三年一次探亲假了。”
这时饺子上来了。
他心绪不宁地说：“晓光哥，我求你的事是……”
蔡晓光说：“吃，吃完再谈。”
他便只有忍住不说。
蔡晓光也不再说什么、问什么，不与他碰杯了，只顾自己吃自己的，喝自己的，仿佛对面的他根本不存在。这使他无法判断蔡晓光是愿意见到他，高兴与他共进晚餐，还是恰恰相反，不得不大面上过得去地虚情假意应付。
他没忍住又说了一句：“你变了。”
蔡晓光不禁抬头看他，将刚夹起的饺子放下，认真地问：“哪方面？”
他说：“深沉了。”
蔡晓光笑道：“嘿，你小子，嘴里都能说出深沉二字了，证明你也变了嘛。给我乖乖地吃，什么鸟话都不许再说了！”
一九七二年，在A城，“鸟话”“鸟人”成了男青年们的口头禅。本市批林批孔大批判小组的几位专职秀才在大字报中率先将孔子和林彪归为“鸟人”，将他们的话统统贬为“鸟话”。小青年们认为秀才们的话当然特有文化，鹦鹉学舌，仿佛自己也引导了语言新潮流。
二人终于吃罢。秉昆觉得那是他吃过的时间最长的一顿饭，其实也没太久，只不过半小时左右。
蔡晓光悠然且享受地吸上了一支“凤凰”烟，秉昆看呆了。他原以为蔡晓光也会是个一辈子不吸烟的人，没想到蔡晓光已吸得样子那么老到了，而且吸的是“凤凰”！那种烟当年只有上海出，也只有在A市的特供商店才买得到。普通人吸不起那种五角钱一盒的烟，得求神通广大的人方可买到，买到了也必是为了求人送礼。
秉昆难为情地说：“没想到你会吸烟了，我也没……就……”
蔡晓光笑道：“后悔也没带条烟就求到我头上了？你这老蔫，纯粹就是个鸟人！咱俩啥关系？不是堂兄堂弟的关系吗？”他用另一只手捋了秉昆的后脑勺一下，催促道：“快说！我不能回去太晚了。我不在，那些小子人人偷懒。”
只有父亲和哥哥才捋过秉昆的后脑勺，在他小时候。涂志强也捋过他后脑勺，只两三次。蔡晓光的亲昵举动，竟让秉昆内心里热乎了一下。趁着那股热乎劲儿，他一句紧接一句，以极快的语速讲完了自己的糟糕处境，最后可怜兮兮地恳求：“我和领导闹成那样，根本没法继续在木材加工厂上班了，晓光哥你费费心，也把我调入你们厂吧！那样，咱俩就可以经常在一起了。”
不料蔡晓光不听则已，一听之下，顿时板起脸道：“休想。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是大官们的亲戚？是厂里头头们的儿子？是难得的技术人才？你哪一条都不沾。真敢想！”
按他的说法，拖拉机制造厂这一类较大型国企，每一名工人都在市劳动局的花名册上登记了，也都在省劳动厅备案了，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哪一名工人退休了，或高级干部特批了，才能补进一名工人……
秉昆不信，他说：“那你怎么……”
蔡晓光板起了脸，瞪起了眼睛：“往我身上扯干吗？我是你吗？你是我吗？我也是等到厂里退休工人空出了名额才进去的！”
谈到这份儿上，秉昆心里冰凉冰凉的。他垂下头呆坐片刻，猛一起身想走。
蔡晓光严厉地说：“给我坐下！”
秉昆立刻乖乖地坐下了，觉得自己的事峰回路转，可能有门儿了。
蔡晓光缓和了语气说：“你求到我头上，证明你心里还有我，我不可以不给你留点儿希望。”
秉昆抬头以感激的目光望着他，恳求道：“谢谢，谢谢，帮我调到亚麻厂也行。”
蔡晓光再次板起了脸：“亚麻厂我也帮不了你，尽给我出难题！”
谈话再次陷入僵局。
秉昆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好生尴尬。
蔡晓光则又点着支烟，大口大口地吸着。显然，他是真想帮忙，在挖空心思地急秉昆之所急。
秉昆只有厚着脸皮，低着头坐在那儿抠指甲。
蔡晓光忽然将刚吸了几口的烟摁灭在烟灰缸里，指着桌上的小酱油瓶说：“我帮你调往这个厂。”
秉昆看着那小酱油瓶，老大不情愿地问：“酱油厂？”
蔡晓光说：“看清楚，是松花江酱油！全市全省，谁不知道有个松花江酱油厂？这厂也是国企嘛，而且是市商业局直属的重点厂，我家老爷子当了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后，还兴致勃勃地去视察过呢。你如果去了，没人敢欺负你。”
蔡晓光说，松花江酱油厂福利不错，职工们每个月都能领到一大瓶两小瓶酱油。大瓶是普通的，小瓶是高级的，有时还是特级的。醋、味精，都发不少。谁家每月用得了那么多呀，所以每月都可以送亲戚送朋友啊。给谁家送谁家都高兴嘛，那亲戚朋友的关系不就巩固了？感情不就加深了？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换个角度看问题，福利的实惠不是比印在工作服上的厂名更值钱吗？
他说：“印在我工作服上的字倒是比印在你工作服上的字体面，可我们厂几乎什么都不发，总不能发拖拉机吧？发了也没用，谁敢卖，哪儿去卖？谁敢买，买了有什么用？福利差，所以有个别工人就敢往厂外偷零件！可谁听说有松花江酱油厂的工人往厂外偷酱油什么的？月月发，谁还偷啊？听说他们厂夏季还自制奶油冰棍发给职工呢！总共才二百多人，腾出间房子就建成冰棍车间了。像我们厂，两千几百名工人，那发得过来吗？”
蔡晓光把酱油厂夸得如同工人阶级的天堂似的。
他说：“你如果调到了酱油厂，不必每天走那么远跨区上班了。买辆旧自行车，骑十分钟到厂，骑十分钟回家。你妈眼睛不好，你也有多点儿时间帮她做做家务了。”
蔡晓光这一番话，使秉昆内心的不情愿减少了些。
“秉昆啊，你如果听我的，那我不但帮成了你一次，也算帮了你们周家一次。我自己觉得呢，也不枉你姐当年将我视为她的护花使者、异性知己。我还要强调刚才那句话，你不是我，你一个建筑工人的儿子，有必要太在乎某些虚荣吗？对于你，考虑问题的原则应该是，实惠最重要！不能跟你多说了，你坐这儿好好想想吧，想通了再找我。”
蔡晓光看一眼手表，起身匆匆而去。
秉昆只想了半分钟，便做出了关乎自己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择一山穷水尽、迫不得已的抉择。
他起身追出去，冲蔡晓光的背影喊：“我现在就想通了，听你的。”
他内心里五味杂陈，不知不觉流下泪来。
蔡晓光停了一下，转身走回到他跟前。那时天已黑了，蔡晓光没发现他脸上有泪。
蔡晓光沉吟着说：“这你的事就好办了。不劳我父亲出面，酱油厂的一把手我认识，我的面子他们也是要给的。冒牌堂弟你给我听好，从明天起，你不必去你们厂上班了。你可以在家待上整整一个星期，不必有什么病假条，我还保证你这一个星期有工资。前三天木材加工厂不会扣你工资，后三天酱油厂必定算上你的工资。一个星期内，我把一切手续搞定。一个星期后，你直接去酱油厂上班，高兴不？”
秉昆孩子似的说：“高兴。”
蔡晓光说：“高兴那就笑笑嘛！别哭丧着个脸，好像你是找我讨债，我明明有钱偏不还你似的！”
秉昆便勉强笑了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