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问题，
读《史记》之前
应该知道的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珠海校区）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化史教学科研，主攻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出版《诗经的文化精神》《诗经析读》《西周礼乐文明的精神建构》《诗经应该这样读》《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以及教材《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概观》等著述，发表论文近百篇。曾做客央视“百家讲坛”“文明之旅”等栏目，主讲《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论语在身边》和《诗经》等节目。
《史记》属于“通史”，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直写到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期。全书共一百三十卷，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全书字数共52万余字。皇皇五十万言，在今天也是一本大书。
可是，这部书也有许多文献上的问题，在进一步阅读之前，我们应该搞清楚。这些问题有：此书全是司马迁写的？今天看到的这五十余万字，是否有后人掺假？另外，这本书记录到司马迁生活的年代，具体是哪一年？等等。
一、《史记》全是司马迁写的？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这是常识。可深入点了解《史记》之后就会发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学术界有人写文章说《史记》作者不只是司马迁，《史记》还有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手笔。也就是说，司马迁不是《史记》的唯一作者。
何以有这样的看法呢？接触过《史记》的人都知道，《史记》一般在每一篇的最后都有一个“太史公曰”，对所记载的人或事加以议论或作些补充性的说明，文字不长，却很带味、耐读，显示着《史记》特有见地与笔致。就是在这些文字中，显示出一些司马谈的痕迹。例如《刺客列传》，主要的人和事是荆轲刺秦，文章最后“太史公曰”是这样写的：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这段文字补充说明了荆轲传部分的材料来源，原来是从当年荆轲刺秦时在场的医生夏无且那得来的。荆轲传的文字里还提到，当时面对荆轲突如其来的刺杀攻击。秦始皇和他的手下都张皇失措，是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即用药袋子抛打了一下荆轲，大殿上的秦始皇才有机会逃脱荆轲撕扯追打，否则，荆轲很可能就得手了。因此，夏大夫得到嬴政的奖赏。“荆轲刺秦”这一段，文字有声有色，具体而生动，可是，荆轲刺秦的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发生在嬴政在位的第二十年，即公元前227年，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其出生一说是公元前145年，一说是公元前135年，司马迁就是前145年生，距离刺秦那年也有82年的光景，夏无且用药箱子打荆轲时，怎么也得是成年人，最小也得在20岁左右，就是再会保养，老中医也活不到司马迁出生的那一年，更不用说到司马迁懂事、知道打听历史故事的年龄了。如此“太史公曰”的太史公，就只能是司马谈（约前169—前110年）。细算一下，司马谈也不是直接从夏无且那里听闻故事的人，“太史公曰”交代得明白，是从公孙季功和董生那里听到的故事，两人与夏无且有过交往。文字中提到的公孙季功为何许人，不得而知；另一位董生，前人说不是董仲舒，因为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的年龄，一般说也接不上。[从前227年到董仲舒生的前179年共48年，若以夏无且当时20岁算，董仲舒出生那年夏是68岁，若董仲舒十几岁与夏有交道，也不是全无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董仲舒从公孙季公那里听说，而公孙是接触过夏无且的人。如果这样理解“太史公曰”的“始公孙”句，那么这段话在解释上就存在另外的可能：是司马迁从董仲舒那听说的故事。司马迁十几岁的时候曾向董仲舒学过“古文”。不论如何，《史记》有些精彩的文字，不是来自文献，而是来自口传。研究《史记》的文学，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既然司马迁的年代搭不上夏，也搭不上公孙和董，于是这位“为余道之如是”的“余”，就只能是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这样的看法，是当代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可谓目光如炬。顾先生的说法，见他的《司马谈作史》，此文收入他的《史林杂识》。文章说，《刺客列传》中荆轲的故事，应该是司马谈写的。不过，早在《太史公自序》就有“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的话，是承认司马谈“次旧闻”，以及编次过一些材料的。只不过，这句话是笼统而言，不像顾先生那样具体到某一篇。此外，讨论司马谈与《史记》的关系，早在清朝大文人方苞就这样做了。方苞号望溪，有《望溪先生文集》，集中有一篇《又书<太史公自序>后》，讨论了司马谈著《史记》的问题。进入现代，王国维先生作《太史公行年考》也谈到这个话题，再后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长之先生又有《史记中可能出自司马谈手笔者》一文，也是讲《史记》有司马谈的文字。近年的学者有赖长扬、赵生群等，都写文章讨论《史记》里究竟有多少篇文字应该是司马谈写的。归结他们的看法，《史记》竟有37篇是司马谈写的，其中有本纪12篇，表4篇，书4篇，世家8篇，列传9篇。这个量很大了。
但是，对此也有学者表示反对意见。如张大可先生就认为司马谈在《史记》写作上有创始之功，但绝不像学者所说的写作数量那样大。笔者以为这样的说法要更实际一些。37篇的文字，占全书的三十之一左右，真不算少了。司马谈临终时曾嘱咐司马迁完成《史记》写作，说过“无忘吾所欲论著矣”的话，若真是已经完成37篇，司马谈“吾所欲”的“欲”字，就不好理解了。
这点学术争论，提醒今天的读者两件事：其一，《史记》不是一个人的书，而是“一家言”，即属于那个世代以史为职业的家族之书，是职业的神圣使命感让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完成了这部大书。《史记》原本也不叫“史记”而是叫“太史公书”，司马迁写完这部书后，是不是像今天著作者把稿子交给出版社时，总要署上自己张三李四的名字，不得而知。好像不是。而且，司马迁活着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公布此书的打算。那为什么叫“太史公书”？汉代一般称史官的官长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就是这样写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司马贞《史记索引》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正是文书称呼都是“太史令”。也有学者认为汉代官职正式称“太史公”的，可看他们的证据，都来自《太史公自序》，或后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抄录的《太史公自序》材料，说服力不是很强。]正式的官职称“太史令”，[ 古人也有人认为“太史公”是官职之称，其说不可信。]可是《史记》结尾处的“太史公曰”却称“太史公”，不用“令”而用“公”，前人说这是尊父亲司马谈，可是《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遭李陵之祸”的“太史公”却指的是司马迁自己，“公”字，就不好说是尊自己了吧？然而，“太史公”的称谓若联系“成一家之言”看，或许就容易理解了，那就是司马迁认为父亲开创、自己完成的这部书，不是官方著述，而是——用今天的话说——代表“我司马家”对历史看法的著作，不是上承王朝意旨（如强调王朝意旨，称官职“太史令”，似乎合适），而是自觉遵循孔子作《春秋》的精神。[ 自古至今的学者颇有人以为“太史公”的“公”字，是司马迁尊父的表现，可是，在《太史公自序》的后面说到自己的遭遇，有“太史公遭李陵之祸”之语，明明是说自己，也用了“太史公”，“公”字就不好说是尊谁了。]既然是司马氏的“一家言”，材料具体是父亲的还是儿子的，其间的分别也就不是那样重要了。
有人会疑问：既然太史令是官职，太史令著的史书能说是“我司马家”的“书”吗？对此，我想介绍学术界的老前辈近人孙德谦老先生的一个说法。孙先生著《太史公义法》一书，篇幅不大，水平却高，在该书的《行权》一节中，孙先生说，他读《吕氏春秋?先识》篇言夏王朝到了桀时，一位名终古的太史，携带着他的“图法”投奔了商，商代到了纣王时，内史向挚也带着“图法”（相当于说“各种典籍”）投奔了周。一开始，孙先生说，他很不解为什么这些史官何以不讲忠道，轻易地离开故国君王，后来他明白了：国可亡，史不可亡。保护历史典籍，是史官的最高权责。[孙德谦：《太史公义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45页。]据此，史官可以不像一般大臣那样讲忠，他们另有所忠，那就是他们负责的保护文化命脉的责任。明乎此，司马迁有权力不承认皇家的意旨，有资格认《史记》为“司马家”著作。
二、司马父子也有分别
这“一家言”确实有司马谈不小的功劳。顺次而来的问题是：《史记》的思想高度，是哪位作者的写法达到的？笔者以为，还是司马迁。
看《史记》，其间对有些事的态度，需要仔细斟酌。例如在汉武帝东封泰山这件事的态度上，父子明显不同。
汉武帝元封元年东封泰山，搞“封禅”，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谈，一开始应是跟着封禅的大队人马一同前往的。不幸的是，走到洛阳，他却“留滞”了。原因是他生了重病。作为史官，不能亲自参与这样的大事，司马谈很伤心。这时的司马迁呢，也已经出仕为“郎中”（三百石，皇帝身边的侍从官，有家世或用钱换，可以得到这一官职），为朝廷初级官员，前一阵刚奉命出使西南巴蜀（今四川重庆）一带，现在结束返回。父子在洛阳见面。《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录了父子见面的情景：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後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後，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文字很动人，由此可以了解司马谈为什么因参加不了封禅而伤心。他是史官，史官自古以来的重大职责，不像后来那样仅仅负责记述整理史学文献，太史更大的职责是“掌天官，不治民”。说到“天官”之事，可就复杂了，天道、天文、天意等都属于“天官”之事。《国语》中有句话：“吾非瞽史，安知天道？”“瞽”是瞎眼的人，但这里的中心词是“史”，不管是否失明，史的职责之一是“知天道”，也就是负责天文观察，以确吉凶祸福、四时变化等。与近现代以来的“天文学”一大不同，就是“天官”之事中含有浓郁的宗教无数色彩。古代的“天官”学问是“巫史不分”。知“天”，才能好好地尽人事，在古代是“天”管着人，管着一切，这学问就是司马迁说过的“天人之际”，可以说是古代最大的学问。皇帝“封禅”，就属于“天人之际”的大事，身为史官之长的太史令，却无缘参加封禅大典，这不是天生的苦命吗？
自叹命运之外，司马谈还向儿子托付了另一件大事：完成《史记》的写作。司马谈相信，自己死后，儿子一定按老规矩，子承父业接着做太史。实际的情况也是。在司马谈死后第三年，司马迁就做了太史令。司马谈在生命即将结束时，嘱咐儿子一定要完成“吾所欲论著者”。为了鼓励儿子，他还谈到本家族早在周代就是史官，是代代相传的官职，将《史记》完成，就是“大孝”。司马迁写《太史公自序》，说《史记》是“成一家之言”，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这世代的职责来讲的。不过，司马谈又强调，他的修史，是继承孔子“论诗书，作《春秋》”的意义。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一家言”是承继世代祖业，但修史精神则是继承孔子的“作《春秋》”。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与父亲高度一致。
说到司马谈，还不要忘记他还是一位对诸子百家有深切理解的学者，这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特意保存的《论六家要旨》。这篇重要文献讨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行名家、阴阳家六家的学术主张，衡其长，较其短，最终又以道家为最高。《要旨》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是司马谈的看法，司马迁就不是这样看，这一点前人多有讨论，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史记》专为孔子立“世家”，老子则无，即可知司马迁对儒家的态度与乃父有别。不过，在对诸子百家学术精熟这一点上，他们父子又是高度一致的，看《史记》的《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和《孟子荀卿列传》就可以知道。
父子之间的分别，除了上述对儒道看法不同外。还有就是对汉武帝“封禅”的态度。司马谈很以自己未能参加封禅大典为憾，可是，大家读司马迁写的《史记》“八书”之一的《封禅书》，对汉武帝封禅，是多有讥讽的。不仅如此，《封禅书》对汉武帝的整个人生的迷信、求仙妄图长生不老，也都是皮里阳秋的。司马迁笔下，汉武帝这个人一辈子跟秦始皇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那就是迷信，迷信长生不老。武帝搞封禅，完全与儒家理想中的“封禅”不是一回事。蒙文通先生的专著《经学抉原》中有一篇《孔子与今文经学》。文章讲，按照汉代儒家今文经学家的理论，封禅就是要证明一个王朝“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一个王朝得了权力，把国家治理好了，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百姓生活安定，而且文教事业兴旺，才可以搞封禅典礼。封禅典礼的思想含义是：天下非一家一姓所有。商代最后一代王纣，就认为商王朝是受上天无条件保佑的，自西周建立，这样的观念就改了。腐败的商王朝酷虐民众，上天不高兴了，就另选周人建立新王朝，取代残暴的商朝，据说西周成王时，天下太平，颂声大作，就搞了一次封禅，上告苍天，新的王朝成功。这含着的意思就是：您上天的革命（替换坏王朝，建立新王朝，就是革命，革命，商汤伐夏桀，周武王克商纣王，古人理解，是顺从民意，而民意就是天意。）废掉旧王朝，替换新王朝，成功了！就是您上天没有看错人。
这是儒家的理解。汉武帝搞封禅，在当时当然是有人赞成的，包括司马谈，都认为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表明汉家成功了。刘邦的国家取代秦朝，是受命于天的。有这样的认定，封禅就是天大的事。司马谈赞同封禅，作为史官没能参与其事，是很大的遗憾。
可是，司马迁就不是这样看的。汉武帝封禅，司马迁在《封禅书》里反复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私人目的就是要求仙长寿，他要像传说的黄帝那样，他与秦始皇有个共同的毛病，他想永恒，是这样的真实目的促使他封禅。《封禅书》显示，封禅其实是汉武帝搞迷信的高潮。汉武帝上台以来，他找了很多懂长生、能求仙的术士，乌烟瘴气，什么栾大之流，净是骗子。愚昧的皇帝甚至还把女儿嫁给骗子。雄才大略汉武帝，在这方面上当可就大了去了。其实就是一点私心作怪：想长生不老。
所以说，在封禅问题上，司马迁是很了不起的，他看透了汉武帝封禅的实质。不仅如此，对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现“唐尧虞舜”的美好社会，司马迁也看透了，《史记?汲郑列传》借大臣汲黯的话讥讽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陛下”整个人就是“内多欲”的，私欲强的皇帝，所谓实现唐尧虞舜时代的美好政治，不过是办一些面子上的事而已。司马迁看透了汉武帝上台后整个迷信的做派，才有他《封禅书》；看透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虚头巴脑，才会写出《史记》这样的大作。
这样的基本态度，大概不是司马谈所具有的。看他对武帝封禅抱着那样大的热忱，就知道他对汉武帝政治的满意程度了。这也有原由，汉武帝政治的残酷，后期甚于早期，或许这是决定父子对汉武帝政治及其封禅态度不同的原因之一。如此，也可以设问：《史记》若是在元封元年（即封禅的这一年）由司马谈写完，还能是现在的内涵吗？但终于《史记》是完成于司马迁之手，批判的锋芒光耀照人，是当归功于司马迁的。
三、《史记》的写作下限究竟是哪年？
第二个问题就是，《史记》所写的时间范围，用学术术语说，就是《史记》的时间“断限”问题。《史记》的上限好说，从黄帝写起。成问题的是下限，即结束于哪一年。
所以成问题，是因为司马迁本人在他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就对此表述不一。先是说：“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继而又在这篇文字的最后说：“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两种说法，年份差了9年。前一句话说是自黄帝始，又突出了“陶唐”，而所谓“陶唐”指的是尧，《尚书》就是从《尧典》开始，这部分也是《史记》记录中国古史开端最看重的部分。“麟止”两字的理解有分歧，一种说法是指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汉书?武帝纪》：“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这一年汉武帝到雍的地方打猎，猎获了一只白色的麟，还为此作了一首歌。
还有一种说法，“麟止”不是指打猎获白麟，而是指汉武帝造麟止（趾）金。因为《汉书?武帝纪》记太始二年三月诏书有：“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褭（nǐao）蹄以协瑞焉。因以班赐诸侯王。”这段话中的“获白麟”“出天马”和“见黄金”，都是前几年一连串的祥瑞之事，汉武帝为了纪念这些祥瑞的发生，下诏造麟止（字通趾）金，即以麟蹄形的模型铸金，同样，褭蹄，即马蹄形的金。近年在南昌海昏侯的墓葬中，两种形状的金都有不少的发现。这道诏书是太始二年发的，所以“麟止”即指公元前95年的太始二年。这两种说法，时间差了20年。
《太史公自序》给的第二种说法即“太初”，也是汉武帝的年号。太初元年为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一生有十一个年号，计有建元（6年）、元光（6年）、元朔（5年）、元狩（6年）、元鼎（6年）、元封（6）、太初（4）、天汉（4）、太始（4年）、征和（4年）、后元（2年）。《太史公自序》说“至太初而迄”，太初有四年，司马迁没有明说他的汉代书写究竟至太初的哪一年，若以太初最后一年算，到太始二年，中间隔着“天汉”（共4年），到太始二年，是6年的光景。这样的时间距离就小多了。
这貌似矛盾的说法应如何理解？先要交代的是，《太史公自序》看上去矛盾的说法，在那些古代注释《史记》的学者们，就有不同的理解。到现代，顾颉刚先生在《司马谈作史》中说，前一个下限的说法（即止于武帝狩元元年获白麟那一年），是司马谈的打算；后一种，即“至太初迄”是司马迁实际写作内容所及的时间，他延后了父亲定下的时间下限。
其实，顾先生这样说，仔细想来是有问题的。司马迁若真的是这样交代他们父子在时间下限上的不同，也应该说得更明白些。《太史公自序》历来都是排列在《史记》的最后，且从情理看，也应该是司马迁写完《史记》之后写的文字，以此来对交代著述缘起、立意主旨及内容等方面的事。在这样的文字里，如果想交代在时间下限上父子之间的不同，是不是应说得更明白些？另外，假如真的司马谈设计的“太史公书”时间下限是汉武帝元狩年间，而司马迁自己突破了父亲的设计，那又有什么必要讲自己没有遵守父亲的设计呢？所以，笔者的看法是，两种说法，看上去有分歧，其实只是措辞不同，都表示的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这要从“获麟”“麟止”说起。司马迁之前的汉代学者们相信，孔子“作春秋”，就是终止“获麟”。获麟，《春秋》记载在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对此都有说明，《左传》记载简单，说鲁国人打到一只猎物，大家不认识，孔子一看，说是“麟也”。看《公羊传》的记载，可就非同一般，有一大段文字议论此事。《公羊传》先是问：孔子为什么《春秋》要记载这件事？自问自答：这是“记异”，即记载非同寻常的事，是高度重视的表现。因为“异”，往往显示上天征兆。那么这件事值得高度重视的道理在哪里？回答是：麟是仁义的兽，“有正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鲁国人打猎打死了麟，孔子听说了，就感慨地说，麟，你为什么来？你为什么来？一面说，一面流着眼泪。麟，来得不是时候，所以只有被打死。孔子认为麟之死，是“吾道穷矣”的征兆。孔子这时候正在作《春秋》，要用“春秋大义”来对歪歪斜斜的世界“拨乱反正”。现在“仁兽”来得不是时候，被打死，孔子即意味着自己的“道”是不能行于当代了。于是他的《春秋》写作，就此停笔。
以上是《公羊传》的手法。《谷梁传》也有说解，与《公羊传》一样，也是承认《春秋》记载“获麟”是孔子高度重视的表现。在汉代，《春秋》公羊家的学问影响大，而且流传早。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承认，他是向董生即董仲舒学的儒家经典，而董仲舒就是西汉公羊学大师。《公羊传》解释获麟的“有王者则至”这句话很重要，汉武帝所以要把年号定为“元狩”，后来到太始年间又专门下诏铸麟止金，都与上面的“有王者则至”相关。元狩元年的那次打猎“获麟”，在汉武帝看来，就应该是上天承认自己的时代是“有王者”的表现。后来下诏铸麟止金，仍然是强调这一点。
“获麟”是大事，汉朝皇帝铸造麟止金，也是为了纪念这件大事。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说，《太史公自序》说“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其实是想表明他的史书，结束于汉武帝这样一个大时代。一言以蔽，“麟止”只是一个笼统说法，表示汉武帝时期。这一说法前辈朱东润在他的《史记考索》言本书中就提出了。从文字表达层面说，在“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这句话中，“陶唐”是一个表大时代的语词，“麟止”也应当是一个表大时代的词语。就是说，它不过是表示《史记》记录到汉武帝时期而已。这句是笼统的说法，至“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这句话，才是对具体年代的说明。也就是说，汉武帝的太初年间，才是《史记》下限的具体交代。
这样说，有读者或许要问：照这样的说法，司马迁也真的是认为汉武帝的“获麟”“麟止”，就是“有王者则至”了？换言之，司马迁承认武帝的是真“王者”？回答是：表面看就是如此。司马迁应该也是有意给一般读者这样的感觉，即他是表彰汉武帝的。这里，建议大家看一看看《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那段对话。那段话表明，司马迁是要故意隐藏自己对当代的真实看法的。隐藏真实看法，这也是孔子的做法，汉代的儒家学者，也包括司马迁在内，不是很想像孔子作《春秋》是以“春秋笔法”表“微言大义”么？司马迁这里也很可能是用的“春秋笔法”，文字明面的意思与实际不同。汉武帝铸麟止金，那是要强调自己的“有王者则至”，可是麟毕竟是被打死了，孔子为此掩面而涕，司马迁当然也可以掩面而涕。只是他为了避免文字之祸，用了“麟止”的字面。看《史记》对汉武帝的许多做法不认同，是有理由相信，司马迁的“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的句子是用了春秋笔法的。
关于《史记》的时间下限还有“迄于天汉”说，此说为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提出，不少学者遵从。还有“迄于武帝之末”说，西汉后期储少孙说，见《史记?建元以来诸侯年表褚少孙补表》。还有迄于太始二年说，为孙德谦说，见《太史公书义法?考年》。
孙德谦的说法依据的是《汉书?武帝纪》太始二年铸麟止金、褭蹄金诏书。“获麟”和“麟止”是两件事。司马迁说“至于麟止”，而不说“获麟”，应该就是依据诏书采取的措辞。这是孙先生说法的依据。褚少孙的“迄于武帝之末”是笼统说法，也无问题。班固的说法，根据《史记》中的实际的记载情况。因为就今天所见的《史记》文本看，时间的下限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如《封禅书》的记载，就记录到天汉三年了。《五宗世家》则延展到太初四年，《史记》有六篇表的年代都截止于太初，如《汉兴以来诸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其中《景惠年间侯者表》有两处记载到了武帝后元二年，下限时间最晚的是《屈原贾生列传》中关于贾谊后人贾嘉几句话：“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不过，关于贾嘉的话，古来学者不少人认为是后来人补上去的。汉武帝之后是昭帝，在位13年。如果这几句是司马迁所写，那他要活到汉昭帝去世之后了（因为“昭帝”的谥号死后才有），这就与一般所认为的司马迁去世在武帝末年的看法相矛盾，因而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后人窜入的文字。
总之，《史记》的“迄于太初”，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因为“太初”有“新开端”的意思。汉武帝封禅，年号即为“元封”；封禅之后，又改元，就叫作“太初”。王朝制作了新的历法，就做“太初历”。司马迁还是“太初历”的主持者。或许正因如此，司马迁才特别说自己的史书至“太初”的。至于太初之后的事，并不全是后人说补，该记录的他还是记了。有些文字则为后人添加。至于哪些为后添加，学者之间说法也不一致，阅读时需加小心。
四、《史记》有残缺
关于《史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残缺。今天所见《史记》的有些篇章，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是后人补写的。在《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交代过：这本书是从“陶唐”开始一直叙述到“麟止”即汉武帝后期，文章一共是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名字叫《太史公书》。在《报任安书》中也有内容大致相同的交代。但是，东汉初期卫宏的《汉官仪旧仪注》（简称“汉官仪”）中却说，当年司马迁写《史记》中的《景帝本纪》被汉武帝看到了，恨得咬牙切齿。因为司马迁如实写了汉景帝的一些作为，汉武帝很不满，这篇文字就被“怒而削去之”了。今天读《史记》读到的《景帝本纪》，根本就不是司马迁写的那一篇。按照卫宏的意思，后来司马迁受宫刑，明着是因为他为李陵说情，其实则是因为《景帝本纪》让武帝很生气，是在报复司马迁。
卫宏是东汉早期人，与《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班彪年岁差不多。班彪接着《史记》的内容，续写了汉代的史事，称“后传”并有一篇《后传略论》，文章中说《史记》“十篇缺焉”即缺了十篇。到班彪之子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也说《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就是有题目无篇章。就是说，这缺少的十篇，可能在西汉司马迁之后就缺失了，也有可能是经历西汉末年大乱中丢失的。
到了三国时期的魏国，有位学者叫张晏，他有一部书《汉书音释》，共40卷（原书已失传，有些内容保存在《汉书?司马迁传》的注文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
这段话就把缺的那十篇具体篇目坐实了。他认为“本纪”中的《景帝本纪》《武帝本纪》，“世家”中的《三王世家》，“八书”的《礼书》《乐书》《兵书》，“十表”里的《汉兴以来将相名臣表》，“列传”部分的《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和《傅靳列传》这些，都丢失了。张晏还说，到西汉元帝、成帝时期，有位褚先生，就是褚少孙，写“西门豹治邺”的那位，补了十篇中的《武帝本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了传》几篇，至于《傅靳列传》，是不是储先生补的，张晏没有说。张晏对褚少孙补写不满意，说他言辞鄙陋，不符合司马迁本意。
张晏具体说了《史记》所缺的十篇，对此历来的学者有的信，有的不信。古代给《史记》作注解的裴骃（他有《史记集解》）、司马贞（他有《史记索引》，都相信张晏所说，宋代作《直斋书录解题》的陈振孙也这样看。现代学者余嘉锡先生（著有《太史公书亡篇考》一文）也是相信张晏之说的。不相信的学者也同样是从古到今都有。
那么，张晏所说十篇缺失，到底对不对？这个问题到今天没有最终解决。下面大体把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一些看法，简单介绍给大家。现在大家比较一致认为“十篇”中真缺失的是《武帝本纪》，因为今天所见的《武帝本纪》基本是司马迁所写《封禅书》内容的略加删节。是不是像张晏所说，是褚少孙作的，也难以给出答案。这是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看法。也有不同意见，如李长之先生《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这本书就说，《武帝本纪》司马迁当年就没写，是司马迁自己把《封禅书》抄过来的。司马迁这样做是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封禅书》是迷信大全，司马迁把《封禅书》当“武帝本纪”，就等于说武帝是个迷信集大成的人物。李先生的说法很新颖，但信从者不多。
《景帝本纪》照卫宏的说法,是被武帝“怒而削去之”。那今天读到的《景帝本纪》又是谁写的？有人说是褚少孙，也有人说是班固。后一说不可信，有明显证据。今天可以读到的《史记?景帝本纪》与《汉书》的“景帝纪”内容态度上有明显分别，表明非班固所写。所以，也有人说《景帝本纪》失而复得，丢了一段时间以后被人找到了，其实都无确证。不过，不论谁写的，今天所能读到的《景帝本纪》还是两千多年的文献，还是很珍贵。
“八书”中《礼书》《乐书》，主体内容都是《荀子?礼论》《乐论》中抄过来的，而《乐论》又多与《礼记?乐记》内容类同。这都是西周至战国时期的文化，按照《史记》叙述历史的原则，这些内容应该有，但全都是这些，秦汉的“礼”“乐”都无所记述，就令人怀疑了。这也是学者认为两篇文字为后人所补的原因之一。不过，两篇中序言性的“太史公曰”可能是保存下来的司马迁原文。
还有就是《兵书》丢了。流传到今天的《史记》“八书”中有《律书》，讲的是律历方面的内容。这应是误解司马迁“律书”两字的意思所致。有学者认为，“律书”的“律”字，当是指战争方面的法度、纪律内容，用的《周易》“师出以律”的意思。现在可以读到《史记律书》讲历法方面的内容，应不是司马迁的原文。
至于《汉兴以来将相名臣表》是不是司马迁的原文，争议较大。不少学者认为，今天能见到的这篇表，就是司马迁写的。这篇表时间离司马迁近，写得很详细，它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表每一格中有顺文，有倒文。即有些文字是倒着写。为什么要倒着写？是为突出内容，如一个官制，什么时候建的，什么时候废的，就用相应的倒文表示，还有做某个官职的人哪年死或哪年得了罪、被罢免，甚至被诛杀，都用倒文表示。这样内容表现就很突出。这是相信此篇为司马迁原表的理由，像老一辈陈直先生就说，这是司马迁的创造，非司马迁不能做。陈先生的说法不错，可是，这篇表的写法毕竟与其他表有别，因而令人怀疑，举出它的优点就证明是司马迁写的，在考证上，还不是理由。
《三王世家》很有意思。“三王”是汉武帝三个儿子，一个封了燕王，叫刘旦。刘旦的坟就是在今天北京丰台南部大堡台，曾发掘过，墓被盗了。石景山也发掘过一座燕王墓，也被盗过。这些墓主，都属于刘旦一系的燕王。另一位是广陵王刘胥，还有一位就是齐王刘闳。这三王，都是元狩六年封。说《三王世家》有意思，就在于这篇“世家”的文字，只有皇帝的册封诏书和司马迁写的一个序，没其他内容。这是怀疑它不是司马迁所写主要理由。相信者也有自己的说法，如张大可先生就说，《三王世家》没内容，反而是证明它是可信的。为什么？因为齐王刘闳在元封年间就死了，也就是受封没几年他就死了，又没有后代，他的事情就没法记。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都在汉昭帝时因谋反而结束生命，司马迁这时已经去世，两位王的谋反，司马迁自然看不到。就是说，三王的事，司马迁只看到了他们受封，所以也就只能把册封文件放在这篇《世家》中了。其实仔细想，这也不是个理由。既然“三王”身份贵重，又无情可写，那何不放在“表”里？这篇“世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前面讲《史记》“断限”时讲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谈到了贾嘉，说他在昭帝时为九卿。如果这一条就是司马迁的手笔，那么，司马迁是活到昭帝死后一段时间的，那他是以看到三王中两王的下场的，也就是说《三王世家》应该是有事情可写的。这样说，也是证据单薄。所以《三王世家》的真伪，还得存疑。
“列传”部分的《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表现的是占卜算命和“望气”的阴阳先生之类。这应该是历来一类人的传记。可是，现在看到的不是这样写的，虽然其中有些文字写得也颇为精彩，到底还是可疑的。
最后就是《傅靳列传》，这篇列传写的是傅宽、靳歙和周緤的合传。傅、靳指的是两人的姓氏，周緤封的是蒯成侯，如果完整地读起来应为“傅靳蒯成列传”，在列传的第38篇。这篇传写得与其他传记风调有明显不同，文字也很干练、紧凑，所以有人怀疑不是司马迁的手笔。不过，这篇文献本身具有高度的史料价值，文章也不错，是不是司马迁写的，存疑比较好。
五、《史记》的补续及一些遭遇
司马迁《史记》完成之后，有人补，也有人续，做些的有褚少孙、冯商等。褚少孙是西汉元帝、成帝时期的学者，他所补的文字都附在《史记》文字之后，加“储先生曰”为标志。褚少孙曾跟大儒王室学习，做过郎官，它所补的内容，文字很好，最著名的文字就是《滑稽列传》中“西门豹治邺”故事。至于看历史的见识，则多鄙陋之言。
还有一位冯商，为西汉人，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冯商“奉诏”续写《太史公书》七篇，至于七篇具体内容如何，《艺文志》没有写，其他文献也无记载，应该早就失传了。其他补续《史记》的，照唐代刘知几《史通》的说法，还有西汉的刘向、刘歆、扬雄等好几位，也有片段文字见于今本的《史记》，但总体成绩不如褚少孙高。到了两汉之交，班彪作过《后传》，不过这已经是“接着写”《史记》所记之后的历史了。他所写的，应该保存在班固《汉书》里。《班固》的《汉书》完成，也是父子相继，且加班彪女儿、女婿的工作。
在今天，《史记》是伟大著作，但在汉代，书成后的遭遇很不好。司马迁说书写成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本书副本在京师，正本是由司马迁的外甥杨恽保存、公诸于世的。杨恽其人，《汉书》有传，性格继承外公不少，个性嶙峋，其父杨敞做过宰相，杨恽也被封过平通侯，后来因为一篇《与孙会宗书》惹得汉宣帝大怒被腰斩，也是因言获罪的人。
汉宣帝杀了司马迁的外孙，汉宣帝的儿子，被封为东平王的，汉成帝时来到朝廷向皇家请求诸子及《太史公书》等书籍，大将军王凤不让给，理由是：“诸子书或反经术……《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之谋。”就是说诸子书和《史记》都有教人谋反的内容。（事见《汉书?宣元六王传》）《史记》因记载了战国时代的事迹言论，竟可遭此看待。
这还算好的，到东汉早期，《史记》干脆被王朝删减，从五十几万字删减到十万多字（见《后汉书?杨终传》）。这几乎就是发生在《史记》身上的一把秦火。好在这时候《史记》流传世间有多种本子，世道人心，不会让删书者得逞，《史记》文本大致恢复。从王凤的议论到杨终的删除，《太史公书》在汉代始终与“禁书”差不多。东汉末年，司徒王允对《史记》更有一番“高论”。他要杀大文豪蔡邕，有人劝谏，王允就说：汉武帝不杀司马迁，留下他，结果司马迁作史诽谤武帝。王允，儒生起家，竟有此言论，难怪他在杀掉董卓之后又招致天下大乱，实在是书呆子不成器。
两汉过去，司马迁的书“禁书”的地位有所改变，《史记》与《汉书》孰高孰低成为文人们爱讨论的问题之一。唐代刘知己作《史通》，诚然有很高的学术地位，然而对《史记》吹毛求疵、拿着不是当理说的地方实在不少。看刘知己一类人对《史记》吹求，很让人有“咸鱼批评活鱼欢蹦烂跳”的感觉。自己被皇权思想腌透了，却批评《史记》的独立精神，像什么话！历史，培育后来。这意思是：正确地看待历史，才可能为评价当下的生说提供参照。《史记》在这方面，是有巨大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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