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畅嘟嘟最近找到一篇有文化的论文
关于我们昌都的历史
一起来看看喽~~~
图片源自：星球研究所
西线工程规划从通天河（金沙江的上游）、雅砻江、大渡河调水约170亿立方米，可为青、甘、宁、蒙、陕、晋六省区发展灌溉面积3000万亩，提供城镇生活和工业用水90亿立方米，对促进西北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和改善西北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再打通此处的通澜沧江和怒江以及西藏的雅鲁藏布江，联合向黄河调水，挟高势能一泄而下，补北方双倍水源和水电，可彻底解决整个北方地区的生态问题，功盖千秋万代，恢宏无比，无异于再造一个中国。
图片源自：星球研究所
水电是清洁能源，面对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就更决定水电是未来需要优先大力发展重要能源。目前国家规划的全国13个水电基地中，规模最大的前6个水电基地中就有5个位于“藏彝走廊”——即金沙江水电基地（装机7174万千瓦），雅砻江水电基地（装机2856万千瓦），澜沧江水电基地（装机2560万千瓦），大渡河水电基地（装机2340万千瓦）和怒江水电基地（装机2132 万千瓦），约相当于9座举世闻名的三峡水电站，它们将共同构筑起我国乃至整个世界上最亮丽、最宏伟的水电风景群。这一规模巨大的水电群，不管在那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也都是独一无二的。但目前由于行政区划的限制，致使许多水电基地被分割成两段，许多水电站跨省而建，这就给统一规划、建设、管理带来很多不便。因此有人认为十分有必要对该地区进行战略整合，单独置省，以提高其战略地位。
昌都是西藏东部澜沧江谷地中的一个重镇，川藏公路经此。澜沧江上游支流杂曲、昂曲穿越其中，将县城分割成加惹坝、四川坝、云南坝、马草坝4个坝子（即台地）。加惹坝是老城区，四川坝设有医院，云南坝为行政机关驻地，马草坝是新建文化区。登马草坝东北坡，鸟瞰全城，古城犹如一个宝瓶，扎曲、昂曲有如雄鹰展翅，景色壮丽。“‘昌都’即两河汇合之意，因扎曲河、昂曲河合流而得名”（《昌都卡若》）。在藏语中，qam(昌)是水的意思；do（都）是两水交汇之处。
昌都作为康巴地区的腹心，有着丰富的水能、森林资源；青藏高原发育的大江大河如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流经此地，形成三江并流的奇绝风景。良好的生态环境，造就了被人称为“香格里拉”的多民族、多宗教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堂般胜景。
昌都俯瞰图
7－9世纪，昌都地区是著名的“东女国”和苏毗王国的所在地。《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东女国，西羌之别称，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百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二行。有大小八十余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唐人所说的弱水，应当是指弱曲，指大金川上游。
《安多政教史》记载，流经三杂谷(Tsha ba khag gsun)之水，总称为弱曲(Rva chu)，下游为大金川(Chu chen)。东女王所在的康延川，就是隋代的葛延，亦即清代的葛喇依。其地素为“金川巢穴，形势险要”。大金川由北向南流经其前，这和康延川“岩险四缭，弱水南流”完全一致。清代的葛喇依又译葛拉围，在今金川县城北不远的噶尔乡，此处河谷呈南北向，东西宽仅2公里，南北长10公里，大金川纵贯其间，顺河而下即至可产桑麻的丹巴县。
汉魏时期，称以昌都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为“康”（khams），唐朝时，此地归依吐蕃，吐蕃王朝将被征服的青藏高原北部、东部称为“多康”（mdo-khams），包括昌都在内。随着吐蕃王朝向东北方向的武力扩张，“多康”的范围逐步扩大，后来又把黄河上游到河湟谷地的地区称为“朵思麻”（mdo-smad），即“多康”地区的下部。
自13世纪元朝起，正式划入祖国版图，称“朵甘思”（mdo-khams），元朝在昌都地区和四川甘孜设置了朵甘思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今青海省玉树、四川省甘孜、云南省迪庆和西藏自治区昌都以及那曲专区的东部。明朝(1368－1644)西藏佛教格鲁派兴起，在昌都地区形成若干呼图克图大活佛转世系统。明朝在此设置了朵甘都指挥使司，委任各地的部落酋长和各大头人与寺庙的大喇嘛管理。
清朝(1616－1911)称昌都为“察木多”， 驻藏大臣设正副二职，其副职长驻察木多。清朝在这个地区封委了一些大活佛和土司各辖其地，受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管理。清末赵尔丰实行改土归流，昌都地区改称川边。1912年改置昌都府，1913年改县。民国二十八年（1939）建西康省，1950年昌都解放。1955年撤销。
在藏族传统地理概念中，整个藏族地区被划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大区域。藏族称昌都以东地区的藏族为康巴，“康巴”意为“住在康区的人”。康巴地区涵盖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州、阿坝州的一部分、涼山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青海玉树州和云南迪庆州等地区。康巴文化凸显出历史厚重性特点。
遍及康南、康北、康東的石棺葬无疑是从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时期平原的羌文化遗存，另外，巍峨雄渾的高碉，曆历经千年而不倒，展示了康巴文化神奇的創造力。由于这一地区处于青藏高原东南部，介於西藏与祖国內地之间，历史上曾称之为川边。在藏语中，“康”（khams）也意为境域、地区、地方、区域，同时亦有外围地区和边地之意，还有身体、种子等多种含义。
“康区”的另外一个名字“多康”，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吐蕃王朝向外发展的通道和基地；是吐蕃王朝7世纪向外扩张过程中逐渐征服的，其区域在不同时期也有所区别，现在一般指四川甘孜、阿坝以及西藏昌都一带。“多康”（mdo-khams）之“多”（mdo）意为路口、河谷口，与“昌都”之do （两水交汇处）可以勘同；由原西藏地方政府称昌都为 “察木多”、“康”、“客木” 、“朵康木”来看，似皆为藏语Qamdo/Doqam的对音，如此，则所谓“康”或“客木”，说不定就是“昌都”之qam （水）之变形。
从昌都到拉萨和成都，都是1000多公里，但若以文化渊源考察，成都与昌都的联系要古老得多。具体表现在，昌都著名的卡若文化和成都著名的三星堆文化都共同来源于氐羌。
卡若遗址位于昌都县城东南约12公里处卡若村（藏语意为“城堡”），东靠澜沧江，南临卡若水，海拔3100米。
卡若遗址的时代，应属4000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出土的石器有打制石器也有磨光石器，种类也较多。特别是磨光石器有的采用玉石制作，打磨得极为精细。在陶器方面，陶质均为夹砂陶、手制。在建筑方面，大量采用石块作为原料，如石墙房屋、石砌道路等。在打制石器方面，卡若文化的盘状敲砸器亦见于甘肃四坝滩、永靖大河庄和酒泉下河青马厂类型遗址；切割器亦见于兰州附近的罗汉堂、齐家坪等马家窑文化遗址；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也同样见于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至于卡若文化早期的圆形和方形半地穴房屋、处理过的红烧土墙壁和居住面则属于甘肃、青海等地马家窑文化传统和居住形式。
卡若双耳陶罐
卡若遗址发现的粟米，属于黄河流域的传统农作物，耐干旱，南方较少种植，很可能就是从马家窑文化传播而来。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卡若遗址文化就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古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卡若遗址位于澜沧江畔，为川、滇、藏三地的枢纽，又是古代南北民族的交通要道之一。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和海贝是卡若居民与各个地区的民族相互交换而来的，这说明尽管西藏和其它地区之间有高山大河的阻隔，但并不能断绝本地居民和其它民族的正常交往。对于昌都地区考古文化的深入研究，可以帮助了解古代西南民族的迁徙、分布的某些环节。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之北约40公里，属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在遗址中发现的城址，为人工夯筑而成，其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还有60多根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著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表现人“眼睛”的文物数量众多，如一件大面具，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铜面具眼睛瞳孔部分为什么要作圆柱状呢？据学者研究，者正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所谓“纵目”，即是指这种铜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圆柱。据记载，蜀王蚕丛原来居住于四川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而这一地方“有碱石，煎之得盐。土地刚卤,不宜五谷” 。
直到近代，此地仍是严重缺碘、甲亢病流行的地区。甲亢病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眼睛凸出。因此，蜀王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凸出。而他的后人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进一步“神化”，这就是蜀王蚕丛神像被刻画成“纵目”的原因。就目前掌握的文物及史料来看，古蜀国与中原商王朝无任何藩属关系，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方国，当时的蜀国并不使用汉语。早期蜀文化遗物中没有发现使用汉字的迹象。而后来相当于商周时代彭县等地出土的含汉字铭文的青铜器乃自中原输入，非本地制造。而郫县等地出土的铜戈与印章上的符号被称为“巴蜀图语”，至今无法按汉字六书破译。
《战国策?秦策》说：“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四川盆地居住着两个大的族群：东南部的苗蛮族和西北部的羌人。根据古羌人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西北部的高原，他们到达现在的成都平原之后，曾与当地原始部落民族有过一段互相征讨的历史。后来，一个叫蚕丛的羌人首领称王，由于蚕丛有纵目，后来的羌人就铸了大量青铜纵目面具纪念他。这似乎是古蜀人来历的一个较佳解释。
成都历史悠久，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公元前316年，秦国大军入蜀，蜀国灭亡。为加强中央集权制，秦国在蜀地设置蜀郡。前311年，由张仪和蜀守张若负责，正式重筑成都城，作为蜀郡首府。当时的城市分大城和少城两部分，大城在东，是蜀郡郡治所在地；少城在西，是工商业集中的地方。
图片源自：星球研究所
汉代，成都的织锦业发达，成为朝廷重要贡赋来源，朝廷遂设置锦官管理，并在城西南筑“锦官城”，后世因此把锦官城作为成都的别称，简称“锦城”。汉代的成都，经济已相当繁荣，晋人左思在所著《蜀都赋》中称“既丽且崇，实号成都”，是西汉时期著名五都会之一。唐代，成都的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与长安、扬州、敦煌并列为全国四大都会。就其商业的繁荣程度而言，它仅次于扬州，时有“扬一益二”（唐代的成都是益州的首府）之说。元代设四川行中书省，成都一直是省会所在地，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成都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它的名字，数千多年来从未变更过，这在中国地名史上实属罕见；二是数千多年来，成都一直是四川地区的郡、州、府、道、省等行政区划的首府所在地（包括几个独立王朝的都城），从未变更过，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省会城市之一。
沈仲常、黄家祥通过对先秦至秦汉时期四川漆器铭文演变序列：成-成亭-成市-蜀郡工官的考察，推测成都一名，“在周秦以前不存在的可能性极大，而且也发生过变更，它是在秦汉之际出现，并在秦以后才普遍流行起来的”（《从出土的战国漆器文字看成都的得名》）。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推翻了这一臆测。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城西苏坡乡金沙村，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
出土文物1万余件，种类有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象牙、陶器等，其中象牙总重量近一吨，金器300余件，其数量与种类是中国同时期发现之最，器物以金箔和金片为主。器型有“太阳神鸟”金饰、面具、冠带、鱼纹带、镂空喇叭形器、金盒、三角形器、蛙形器、鱼形器、蝉形器等。此外还有青铜器1300余件，主要种类有立人像、人头像、立鸟、牛首、龙形器、虎、立体怪兽、曲刃戈、璧环器、方孔器、眼形器、铃、贝形饰、扇形挂饰等，造型与三星堆器物坑内的同类铜器非常相似，但大多为小型器物，似不能独立成器，极可能是大型礼器上的附件。玉器2000余件，数量是目前国内所有遗址之最。
大多是玉制礼器，种类有琮、璧、璋、圭、戈、矛、钺、戚、斧、锛、凿、凹刃玉凿、神人面像、贝形佩饰、镯、环、箍形器、绿松石珠、管、片、镂空饰件、球形器等，种类极其丰富，制作尤为精细。这些玉器表面色泽艳丽，呈现出红、紫、褐、黑、白等多种颜色，极富层次变化。金沙距离三星堆遗址50公里，该文化所处年代约在前1250-前650，在前1000年时较为繁荣。金沙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文物有相似性，约等于三星堆文化的最后一期，代表了古蜀的一次政治中心转移。作为一个政治中心，不可能没有名字。《华阳国志?蜀志》：“开明尚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太平寰宇记》卷88引《蜀王本纪》：“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成都。”这里说的成都，正是金沙遗址。
至于“成都”二字的含义，据《太平环宇记》记载，是借用西周建都的历史经验，“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山，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因之名曰成都”。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影响较大。王文才《成都城坊考》中认为“史称：舜耕历山，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宋人因古语以释成都之义，亦无不可。”
任乃强在《成都》一文中认为：“望帝杜宇新营过这座都城，所以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义”；因为杜宇“认为建国功成，可垂久远，这个都城可以一成不变了，所以命名为成都”。以“三年成都”来解释成都的得名，是建立在当地人说汉语的设想之上的。徐中舒指出：“都的本义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应当着重说明一下。《国语?晋语一》说：‘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这个‘都’就是晋狄边境上的自由贸易市场”（《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
四川古代使用古羌语。《说文》：“氏，巴蜀名山，岸脅之堆，旁箸欲落堕者曰氏。氏崩，声闻数百里。”扬雄《蜀都赋》:“五谷冯戎。”章注:“冯戎,富盛也。”《说文》:“芃,草盛也。《诗》曰‘芃芃黍苗’。”冯戎切为芃。成都被称为成都时，其地为羌人所有，汉语尚未在此使用，怎么可能出现一个以汉语命名的地名呢！俗话说，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的扣子都跟着错；以汉语解释“成都”者，呜呼哀哉！
温少峰则认为成都二字“不过是用中原华夏文字对蜀语‘成都’这两个音的一种对译罢了”。然后根据读音推论“成都之成是蜀人族称，其义为高原人”，“成”字是“蒲卑”二字的对译。又根据氐羌系统的普米族“很可能是古代蜀族先民的直接后裔”，在普米语中，地名末尾的“都”音是表示“地方”、“地域”，从而推测成都之“都”字也应是这个意思。
由此得出结论：“‘成都’的蜀语含义是成族人的地方，换言之，即蜀族人的地方，或蒲卑人的地方”。刘冠群认为：成都二字是蜀语音译的中原文字，“成都”的古蜀语读音相当于现代汉语的“du du”，而蜀族的“蜀”字古代也读如现代汉语的“du”音，那么，蜀语“成都”二字的读音就是蜀都。“‘成’者，毕也、终也”，成都的含义就是蜀国“终了的都邑”，或者说“最后的都邑”。王鸿儒介绍了彝文专家且萨乌牛的新解说，“成”是稻；“都”为出产；意思是“出产稻谷的地方”。但王氏又说，在彝族文献中成都称为“能沽洛姆”，“洛姆”是“城”，“能沽洛姆”译成汉语就是“产稻米的城”（《夜郎王国传奇》，2010）。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成都”与“蒲卑”、“蜀都”、“笼都”、“能沽”并无对音关系，所以都难以成立。
西禾在《蜀族的演进与成都聚落的形成》提出，成都古代的居住形式是一种称作“笼”的巢居，成都的“成”字就是重叠的“笼”，“都”字本意是水泽汇聚之地，古成都地势低洼，池沼密布，故称为“都”。李金彝、王家佑根据《山海经》有“成都载天”之山、“成侯之山”的文字记载，认为成都的“成”是古族名或国名，其字形为戊与丁的合体，戊是斧钺的形象，丁象箭或箭中靶形，“成侯就是以这个字来作为部落酋王的权力的象征。”“都”字在藏语中指两条河的交汇处 。成都二字的含义就应是成侯居住的(两河交汇的)地方。他们只说对了一半。
作者简介：唐善纯（1944-），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出版过《中国的神秘文化》、《华夏探秘》等学术专著，曾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本文为其新作《语言学视野里的大东亚文化圈》之一部分。孜孜不倦二十载，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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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嘎昌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