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有人称之为同属东斯拉夫民族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大毛”和“二毛”之间的一场内战。但实质上这场冲突已演变成为美欧全力支持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进行的“代理人战争”。这场冲突已持续近一年时间，俄乌双方深陷战争泥潭，至今尚难见到冲突缓和或战争结束的曙光。正如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言：“21世纪的人类，仍在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分歧是可悲的。”
如果把日历往前翻，这场战争其实早在2014年2月因为乌克兰亲俄派总统亚努科维奇（出生于乌东顿涅茨克州）拒绝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导致引发国内亲欧派大规模抗议活动被赶下台后，俄罗斯迅即出兵吞并克里米亚和支持乌东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工业中心，俄罗斯族居多）武装独立时就已经开始。随后，乌政府军与乌东民间武装（俄罗斯支持的“代理人”）围绕“独立与反独立”陷入持久内战，“顿巴斯战争”也是打打谈谈。
2015年2月，俄乌法德四国在白俄罗斯首都暂时签署了“明斯克协议”，使得乌东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得到控制，但中小规模交火和人员伤亡时有发生，一直持续到此次俄乌冲突升级和战争爆发。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俄乌冲突又是什么政治的继续？俄罗斯为什么对乌克兰发动这场大规模战争？美西方国家为什么全力支持乌克兰？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早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月21日开战前发表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大部分都提到了。
普京在这篇讲话中，着重阐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历史关系，并指出正是乌克兰的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将西方势力引入乌克兰以对抗所谓的“俄罗斯威胁”，以及“北约东扩”不断压缩俄罗斯生存空间，对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普京强调，这些就是俄对乌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
普京在讲话中提出的这些观点，其实也是考察这场战争爆发根源的关键因素：即“历史上的俄罗斯”（曾经包括乌东俄语区）、“俄罗斯威胁”（或“恐俄症”）、“北约东扩”压缩俄生存空间（或传统势力范围）。还有一个主观上的原因，普京总统没有提及，当然他也不可能会提及，那就是俄罗斯高层对国内外形势的战略误判。
一、“历史上的俄罗斯”
回顾俄罗斯的历史脉络，可分为基辅罗斯（882年～1169年）、封建割据时期的罗斯（1169年～1493年，其中1237年～1480年处于金帐汗国统治时期）、莫斯科大公国（1493年～1721年）、俄罗斯帝国（1721年～1917年）、苏俄及苏联(1917年～1991年)和俄罗斯联邦（1991年至今）等几个阶段。（参见《俄罗斯史》第八版，［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著，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邻国。乌克兰是我们自己的历史、自身文化，是我们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京强调：“到了17世纪，这些领土的一部分（指乌克兰东部地区）再次并入了俄罗斯国家。”但在苏联时期，“历史上的俄罗斯被人以苏联的名义瓦解。”他还指出，这些历史的罪人，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和苏共领导层。
从表面上看，历史事实大体如此，但乌克兰领土的分合形成和苏联解体的原因十分复杂，需要我们做出深入分析才能准确把握。普京所强调的“历史上的俄罗斯”，主要是指沙皇俄国（始于伊凡四世）和罗曼诺夫王朝时期（1613年～1917年）。因为“17世纪莫斯科公国的扩张把原来莫斯科大公国西边、北边、南边和东边的土地和民族收入沙皇囊中。”（同上，第188页）
1648年，乌克兰爆发了反对波兰王国统治和抵制“波兰化”（改信奉天主教）的哥萨克起义（即后来被尊称为乌克兰“国父”的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东乌克兰地区农民起义）。1649年，赫梅利尼茨基领导乌克兰，建立了首个属于自己民族的哥萨克酋长国。1654年，为寻求同为东正教的沙俄协助抵抗波兰，俄乌双方签署“佩列亚斯拉夫条约”（该条约的最终文本没有留存下来，学者们对此协议仍存有争议），把乌克兰哥萨克酋长国及其人口和土地，都并入了与莫斯科大公国的联盟。
作为对乌克兰哥萨克—莫斯科联盟的回应，波兰—立陶宛联邦（1569年两国签订卢布林联盟组建，也常简称为波兰）随即对俄罗斯宣战，这场残酷的战争持续了十三年之久，于1667年以双方签署“安德鲁索沃条约”结束，波兰—立陶宛联邦被迫把乌东地区割让给俄罗斯。该条约明确，俄罗斯在西部边境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划第聂伯河（左岸和右岸）而治，乌克兰被俄波两国一分为二，且基辅被沙俄长期占据。这也正是此次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最初规划实施的作战范围。
为了捍卫在乌克兰的新收获，1676年沙皇俄国还卷入了一场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漫长冲突和乌东领土争夺（即第一次俄土战争），直到1681年才结束。在乌克兰的历史上，从1657年博格丹去世后乌克兰卷入内战的漩涡开始，一直持续到1686年，这段四分五裂的岁月被历史学家称为“大毁灭”时期。
到1762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执政后不久，因为乌克兰为争取民族独立曾经在俄国同瑞典的大北方战争中支持瑞典，进一步取消了乌克兰的自治权，并取缔所有乌克兰政府机关，对乌克兰实行俄国化的中央集权政策，强调乌克兰“小俄罗斯人”的身份。到1795年，俄普奥全部瓜分波兰—立陶宛联邦后，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全部并入俄国，奥地利则吞并乌西剩余地区。
为进一步阐明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理由，普京指出：“现代乌克兰完完全全是被共产主义俄罗斯创造出来的”。在“共产主义俄罗斯”的不同时期，乌东顿巴斯地区是当年列宁强令硬塞给乌克兰的，二战结束后斯大林把一些之前属于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的领土并入苏联并移交给乌克兰，克里米亚是1954年赫鲁晓夫赠送给乌克兰的。
在普京看来，从历史渊源上讲，这些领土都不属于乌克兰，而应属于俄罗斯，俄罗斯现在有权收回“历史上的俄罗斯”的这些领土。但事实上，17世纪前克里米亚半岛曾是蒙古鞑靼人的领地，第聂伯河和顿河中下游区域等地都是哥萨克人的家园。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俄乌冲突的政治本质首先是传统的领土争端问题。
二、“俄罗斯威胁”或“恐俄症”
普京在讲话中指出：“乌克兰社会面临着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民族主义表露出来就是极具有侵略性的“恐俄症”和新纳粹主义。”在俄罗斯历史上，从彼得大帝在北方战争中击败瑞典并获得北方霸权开始，俄罗斯的突然崛起就使其他欧洲国家已多少感到震惊。“这也使各国对这个北方巨人的意图和未来步伐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和惴惴不安的推测。”（参见《俄罗斯史》第八版，第219页）
自那时起，“恐俄症”就一直伴随着欧洲各国，特别是与俄帝国（苏联）相邻的弱小国家，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表现程度不一样，但就像噩梦一般始终笼罩在欧亚大陆上。通常认为，欧亚大陆各国对俄罗斯的“恐惧”，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俄罗斯民族崇尚侵略与好战的“本性”。
俄罗斯领地多处于北部高纬度地区，从北到南依次为极地荒漠、苔原、森林、森林草原、草原带和半荒漠带，气候恶劣且多是贫瘠苦寒之地。俄罗斯人自诩为“战斗民族”，除了受到恶劣的自然环境的长期影响外，与其所处社会环境内外冲突频仍、饱受战乱折磨也有很大关系，特别是有几次被野蛮外族入侵和长期统治，也是形成这种民族性格的主因之一。
据历史记载，公元882年，东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个最早国家——基辅罗斯（“罗斯”一词来自于芬兰语“罗兹”，该词原是对瑞典人的称呼，意思是“浆手”或“海上旅行者”），实际上是由过去具有“好战和强盗天性”的挪威人（维京人或诺曼人）留里克兄弟（862年在诺夫哥罗德等地建立了留里克王朝）征服东斯拉夫人后所建立。
“这个（挪威）民族只是暂时享受着他们自己的好战和强盗的天性，尽情地欺凌比他们更弱的民族，迫使其接受他们的语言和习俗，逐渐同化成他们希望被接纳的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一个俄罗斯民族。”（参见《俄国简史》［美］玛丽?普拉特?帕米利，宋纯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3页）这也是近代俄罗斯民族融合形成的早期根源。
基辅罗斯国的创立者奥列格
留里克王朝及基辅罗斯国，由于实行公国分封制很快就陷入分裂割据，直至15世纪末，莫斯科公国（“莫斯科”一词也源自芬兰语，意思是“潮湿的地方”）的崛起并再次统一罗斯诸公国。留里克家族对俄罗斯的专制统治，直到1598年其后裔中最后一位沙皇费奥多尔一世（伊凡雷帝的次子）去世才正式宣告结束。
此外，在被鞑靼蒙古人残暴统治和奴役“驯化”长达近三个世纪（1237年～1480年）之久后，俄罗斯人已深受过去侵略掠夺和杀戮好战的蒙古人所影响或改造。有历史学家认为，“俄罗斯专制暴政正是蒙古统治的直接产物……，它也是野蛮和独裁的蒙古政治的直接回响。”（参见《俄罗斯史》第八版，第71页）“虽然蒙古人从未想过将俄罗斯人鞑靼化，但是两百五十年的统治一定会给俄罗斯文明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而且这样的痕迹甚至会比早前的基督教更为深刻。”（参见《俄国简史》，第49页）
应该说，这个历史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由于蒙古人采取的野蛮“屠城”、“生物殖民”和高层贵族相互通婚等策略，使得“各个民族的血统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融合了”，“若干年后的鞑靼统治者的血液中就会混杂着留里克后代的血液。”（参见《俄国简史》，第49页）相反也亦然，经过长期的高压专制统治，蒙古人的基因也已完全融入到当地斯拉夫人当中。“当俄罗斯统治者血管里流淌着鞑靼人的血液，心中有鞑靼人的思想时，俄罗斯就开始走上了专制主义的道路。”（同上，第50页）
金帐汗国的创始人拔都大汗
1317年，莫斯科公国第二任王公尤里，娶了金帐汗国大汗的妹妹并被大汗册封为大公。1328年，尤里的弟弟伊凡?卡利达大公，继续保持与金帐汗国王室的通婚和贿赂大汗的后宫，并通过这种王亲关系，获得了替金帐汗国向其他罗斯王公代为征收税赋的特权，且常以大汗之名号令和控制其他公国诸王公，最终借助大汗之力实现了莫斯科公国的崛起和俄罗斯各公国的完全统一。后来，伊凡?卡利达的儿子谢苗自称为“全罗斯”大公。到1493年，伊凡三世或大帝决定采用“全罗斯大君主”的头衔。（同上，第102页）
西方有句谚语：“剥开一个俄国人的皮，就会看到皮下蒙古人的血脉。”俄罗斯也有句谚语：“在俄罗斯人的锅底，你总能找到鞑靼人的影子。”有网友戏称，年长的普京从外形上看就像一个蒙古大爷。到蒙古人的统治时期，割据混乱的罗斯诸公国已分化成为东北罗斯、西北罗斯和西南罗斯三支，且基辅和莫斯科之间时有冲突，后来在金帐汗国的专制统治下，东斯拉夫民族逐渐被区分为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和俄罗斯族。这也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个民族及国家的最早雏形。
“掠夺胜于苦耕”。这也是过去侵略成性和野蛮好战民族的生存信条之一。在封建、殖民和帝国主义时代，战争也是解决争端最有力的国家工具。有历史学家统计，“在彼得大帝的全部统治期间（1682年～1725年），只有1724年没有战争；没有战事的其他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13个月。”（参见《俄罗斯史》第八版，第221页）一方面，这说明了过去的战争持续时间往往较长（如英法百年战争、三十年宗教战争、二十一年大北方战争）；另一方面，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近代俄罗斯民族逐渐显现出来的掠夺好战和侵略扩张的本性。
二是近代以来频繁的对外侵略扩张。
从莫斯科大公国崛起开始，以及随后的俄罗斯帝国和苏联都走上了对外扩张道路，在数百年间四处侵略、开疆拓土。俄罗斯帝国疆域最大时曾经达到2445万平方公里，横跨广袤的欧亚和北美大陆，北起北冰洋，西接波罗的海，南至黑海和外高加索，东达太平洋和北美阿拉斯加。
俄国的扩张
莫斯科公国时期。在1462年至1598年的130多年里，莫斯科公国的伊凡大帝（三世）、伊凡雷帝（四世）（其母耶琳娜，是蒙古金帐汗国拔都大汗的后裔）等历任统治者，通过建立沙皇专制的政治体制，对内改革，对外扩张，不仅继承和收复了过去金帐汗国的大部分土地，而且把领土从24万平方公里扩张到398万平方公里，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
有历史学者总结了莫斯科公国获得领土的五种主要途径：即“购买，武力夺取，在金帐汗国的帮助下以外交手段获取，与其他公国的王公们签订服务协议，以及让莫斯科民众到伏尔加河的对岸定居。”（参见《俄罗斯史》第八版，第108页）一些波兰学者、立陶宛学者和乌克兰学者则认为：“自吹自擂的‘俄罗斯的统一’首先是莫斯科王公们对诸如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居民这样的俄罗斯人，以及最终对不同的非俄罗斯民族实施的富有手腕和心计的侵略”。（同上，第109页）随着莫斯科公国的崛起，在1547年，伊凡雷帝也成为首位正式加冕的俄罗斯沙皇。
伊凡雷帝
沙俄和俄罗斯帝国时期。在17世纪，沙皇俄国除了收复基辅罗斯时代的乌克兰、立陶宛等地外，还向亚洲西伯利亚快速扩张。1632年，沙俄在西伯利亚腹地建立了雅库茨克城，成为开拓远东的前沿据点。到1639年，俄国殖民者已到达鄂霍次克海，于1649年建立了鄂霍次克城堡。17世纪末，俄国势力已进入黑龙江流域，但被清朝驱逐，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两国边界。经过17世纪的对外侵略扩张，俄罗斯帝国的面积达到了1600万平方公里。
在18世纪，沙俄四面出击，不断扩大俄帝国版图，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1762—1796年）达到巅峰。俄国一代雄主彼得大帝通过全面欧化改革，综合国力大涨，在1721年赢得了对瑞典的北方大战，双方签署“尼斯塔特条约”，原先被瑞典占领的波罗的海诸省和芬兰东南边境的部分土地被俄罗斯获取。彼得大帝死后，留下了企图征服世界的“彼得遗嘱”。
彼得大帝
从1772年到1795年，俄国伙同普鲁士和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立陶宛联邦（俄国分得62%，普鲁士20%，奥地利18%）。从此，波兰王国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100多年并沦为俄罗斯帝国的势力范围。俄国还通过与土耳其的多次战争，得到了黑海北岸的土地和克里米亚汗国，获得了通往黑海的出海口。叶卡捷琳娜大帝豪言：“如果我能活到200岁，我会让整个欧洲匍匐在我的脚下。”
叶卡捷琳娜大帝
在19世纪，1808年～1809年，亚历山大一世再次打败了瑞典，双方签署了“弗里德里克森条约”，瑞典被迫将芬兰割让给俄罗斯。芬兰从此沦为俄罗斯的自治大公国，且其大公是俄国沙皇。俄国在欧洲的扩张到达顶峰后，开始转向南部和东方进军。1803年～1810年，俄罗斯的统治已扩张到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兼并，导致了1804年～1813年与波斯的战争，以及1806年至1812年的俄土战争。
到1822年，中亚的哈萨克汗国被俄国吞并。随后，俄国连续吞并了浩罕、布哈拉、希瓦和土库曼等国，最终将整个390万平方公里的中亚收归囊中。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逼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1864年又强迫清朝签订了《勘分西北界约记》，共侵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到1866年，俄帝国的疆域已达到2280万平方公里。
《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清朝割让土地
但到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先后在1853年～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又称第九次俄土战争）和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惨遭失败，这也意味着沙俄帝国在欧洲霸权的结束和远东扩张政策的重大失败。1917年2月，俄国由于不堪一战的重负爆发二月革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俄罗斯帝国就此灭亡。
苏俄和苏联时期。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罗斯成立了共和国及其临时政府，但同年就被布尔什维克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推翻，俄罗斯从此进入苏维埃俄国时期。到1922年12月，苏俄进一步扩张，合并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并由最初的4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外高加索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壮大发展到15个，也有历史学家称之为新的“苏联帝国”。
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为了保住新生的脆弱政权，对外实施全面收缩策略，在与德国及同盟国达成停战协议后并退出一战，双方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后因德国一战战败，该条约也被废除）。此时，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先后乘机得以独立。外高加索的卡尔斯—阿达罕地区被割让给土耳其，外高加索联邦（后解体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也获得独立。
但到二战结束后，苏联又重新夺回了这些失去领土中的绝大部分。尤其是乌克兰的民族独立运动命运多舛，在1918年1月虽然正式成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但后来也是几经复国和灭国，在“威廉和伊万”的双重夹击下，最终还是陷于失败，于1919年12月年被苏联吞并。
在欧洲方向，1919年2月～1921年3月苏波战争结束后，波兰取得最终胜利，两国签署了《里加和约》并以“寇松线”为基础，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进行了瓜分。但在二战爆发初期，苏联打着“保护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旗号，把军队开进波兰东部，并与德国再次瓜分了波兰。
1939年，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强迫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签署所谓的“互助条约”，并在1940年彻底吞并三国。苏联还侵占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现摩尔多瓦）和北布科维纳地区。
1939年11月～1940年3月，为取得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北向的缓冲带，在谈判、威胁和颠覆芬兰政府未果的情况下，苏联蓄意挑起与芬兰的“冬季战争”，最终通过惨胜（伤亡上百万人）迫使芬兰割让卡累利阿地峡等地，共约7万平方公里。
二战前及中期，苏联在东欧地区的缓冲带（即“东方战线”）的建立，使苏联增加领土46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增加2200多万，西部边境向西推进约300—400公里。二战结束后，苏联和斯大林更是强行吞并了德国的东普鲁士（现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波兰东部分土地（现乌克兰西部）、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喀尔巴阡—鲁特尼亚地区（大多数居民都是乌克兰族人）和外高加索车臣等地，侵占的土地共达51多万平方公里。
在亚洲方向，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公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1924年5月，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大纲规定，苏联放弃沙俄原来在华的一些不平等权益，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但苏联政府出尔反尔，背地里通过驻军依然牢牢控制外蒙古。
1929年，苏联与中国东北军为争夺中东铁路控制权，爆发了持续5个月的中东铁路战争，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战败，双方签订《伯力议定书》，苏联继续维持对中东铁路的控制并强占了中国的黑瞎子岛。
1944年，苏联侵占了原属中国的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并设立图瓦自治共和国。1946年，苏联策动外蒙古（160万平方公里）脱离中国管辖独立并将其纳入其势力范围。同年，苏联借对日宣战之机侵占了千岛群岛以及库页岛南部，并设立萨哈林州实施行政管辖。同时，苏联还借机占领了日本的“北方四岛”（即南千岛群岛），两国的领土争端也一直持续到现在。
三是俄罗斯帝国（苏联）时期对邻国主权的肆意干涉。
俄罗斯除频繁扩张和侵占邻国领土外，还经常对邻国主权及国内事务肆意干涉，企图将其牢牢掌控在势力范围内。近现代史多次表明，俄国是一个完全不可靠的“盟友”。
在沙俄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俄国撕毁1807年与法国签订的盟约，掉转身参加了“反法同盟”和反法联盟战争，并打败了强大的法兰西帝国及拿破仑，成为战后“神圣同盟”以及后来的“四国同盟”和“五国同盟”的领导者，长期充当“欧洲宪兵”的角色，比现在美国的“世界警察”角色还要早一百多年。
根据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华沙大公国”被以“波兰王国”之名并入俄罗斯帝国，由俄沙皇兼任波兰国王。1820年，在特雷波召开的“欧洲大会”决议中明确表示，俄普奥三国决心镇压无论在欧洲什么地方出现的革命。比如，1821年至1829年，俄国干涉和支持了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奥斯曼统治的独立战争。1846年，俄军迅速占领了克拉科夫城并镇压了那里的民族起义。
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为19世纪欧洲旧秩序与代表现代世界新势力之间的斗争翻开了新的一页。欧洲大陆旧秩序面临土崩瓦解的命运。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倾其全力，扮演了“欧洲宪兵”和“救世主”的角色。
1848年7月，俄国首次军事干预，就镇压了多瑙河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爆发的革命。1849年夏，俄国派出近20万军队，帮助奥地利帝国镇压了匈牙利起义。匈牙利由此被从欧洲地图上消除。
1848年～1849年的欧洲大革命，开始时形势一片大好，但在传统君主势力的干涉下最终还是失败了。此后，俄国沙皇如日中天，但由于过度的傲慢、强硬、专横和极权等，使英法普奥土等国的“恐俄症”与日俱增，一个“反俄同盟”也正在逐渐形成。
在“苏联帝国”时期，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绝大部分的中东欧和南欧社会主义国家（除铁托总统领导的南斯拉夫外）都被苏联纳入控制势力范围。丘吉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他指出，“在这条线的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这些苏联卫星国的本地学者认为，“东欧的绝大多数国家，除了波兰是显著的例外，莫斯科的占领比起纳粹德国的占领来更严酷。”（参见《俄罗斯史》第八版，第531页）其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等国，对此更是深有体会。
1956年10月，受同年6月“波兰事件”的激励，匈牙利爆发了要求改革的示威和革命。11月4日，苏军坦克和军队迅速开进布达佩斯进行野蛮镇压，刚上台不久的匈牙利反对派领导人伊姆雷?纳吉被逮捕，并于1958年被处决。
1968年8月，为了打压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化改革”运动，苏联军队在“华沙条约”成员国协助下，出兵50万入侵捷克进行镇压并占领该国，被称为“布拉格之春”。
1979年12月，苏联出动大军入侵了非“华沙条约”成员国家的阿富汗，颠覆了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阿明政府，并维持了对阿富汗长达10年的军事占领。
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持续交恶后，“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随时准备入侵和干涉中国内政。1969年3月，中苏两国最终也爆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
俄罗斯联邦接过苏联的衣钵后，在国力逐渐恢复后也曾多次军事干涉叙利亚、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等独立国家的内部事务。这次俄乌冲突的最初起因，是乌克兰中西部地区（亲欧盟的乌克兰族，约占三分之二人口）与乌东地区（亲俄的俄罗斯族，约占三分之一人口，截止2021年有50万以上的顿巴斯居民获得俄联邦护照）之间的国内矛盾或内战。
顿巴斯战争的导火索，如前所述是2014年2月乌克兰亲俄派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赶下台，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等地区在俄支持下要求独立并公投入俄，乌政府在痛失克里米亚的情况下，开始持续打击和镇压乌东民兵武装。但不幸的是，由于俄罗斯的直接干涉和西方国家的持续拱火，陷入国内“分裂”的乌克兰，最终成了俄与美欧政治角力的牺牲品。
四是对国内民众的专制统治和非俄罗斯民族的残酷迫害。
早在莫斯科大公国时期，在恐怖的伊凡雷帝的统治下，“大清洗”和专制统治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在1565年～1572年的七年间，大约有四千多家贵族被他处决。沙俄帝国统治时期，被历史学者称之为“各民族的牢笼”。历任俄国沙皇实行的都是专制暴政统治，完全不顾国内人民的死活。
沙俄帝国频繁的对外扩张和常年的各种战争，不仅将政府和人民的资源消耗殆尽，也意味着对国内民众的残酷剥削和经济压榨。那时俄东正教的一段祈祷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人民的心声：“主啊！拯救你的子民吧！保佑你的选民吧！……让他们远离瘟疫和饥馑，远离地震和洪水，远离刀光剑影，远离外敌进犯和内战的困扰吧！”（参见《俄罗斯史》第八版，第153页）
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兵源、行政、财政和所有其他国务都紧张到了极点，尽管如此，沙皇拒绝放弃其既定目标。”有历史学者指出，“教堂的钟都被溶化来制造大炮”。（参见《俄罗斯史》第八版，第217页）在战争开支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下，俄国的财政系统捉襟见肘，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加重对百姓的压榨剥削，而后者早已不堪重负，日子艰难到了极点。国内征兵的规模扩大了，战争伤亡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彼得大帝为了巩固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还不惜民力、大兴土木修建了圣彼得堡。有历史学家指出，“彼得堡修建在眼泪和尸骨之上。”（同上，第232页）
在沙俄帝国时期，由于广泛实行的封地制度及农奴制，限制了大多数俄国人的人身自由。广大农奴成为俄帝国统治和扩张的牺牲品。由于不堪忍受沉重压迫和残酷剥削，农奴们纷纷起来反抗地主和发动起义。在18世纪，最具代表性的、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武装反抗，是1773年—1775年的普加乔夫起义。在19世纪，根据历史学者统计，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前，俄国共发生了1467次农民起义。（同上，第350页）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这位号称“俄罗斯警察”的沙皇，还专门成立了政治警察机构来维护专制独裁，其职责就是对人民的生活和思想进行无孔不入的控制和压倒一切地制止颠覆行为。
在苏联时期，由于苏共和斯大林强制实行全盘集体农庄化政策和过高的粮食征购定额（几乎把农民手中的粮食全收光了），导致农业生产被严重破坏，使得1932年～1933年的苏联陷入严重饥荒，国内民众大量死亡，具体死亡人数现在已难以准确统计。俄联邦政府于2008年公布的最新数字为700万。西方历史学者詹姆斯?美斯认为，苏联的饿死者超过1000万，其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为500～700万，甚至提出“大饥荒”是斯大林有预谋的“种族灭绝”的观点。（参见《不忘过去 着眼未来：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与当代乌俄两国关系研究》，李燕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61～285页）号称传统“粮仓”的乌克兰饿殍遍野，到处都是“寂静的村庄”。
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为了清除他的反对者或可能的反对者，发动了恐怖的“大清洗”。有学者研究认为，在1936年～1938年的最高峰时期，镇压死亡人数约为200万至300万人。（参见《俄罗斯史》第八版，第502页）其中，包括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诸多苏联政治领导人和军队高级指挥官。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里，苏联的“劳改营帝国”（“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的首字母缩写Gulag，即臭名昭著的“古拉格”）急剧膨胀。
约瑟夫?斯大林
由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层，长期实行专制独裁和高压统治，苏联一些加盟国家的“恐俄症”也是与日俱增。普京在讲话中也承认，在“红色恐怖”和斯大林式集权专政时期，“苏联加盟共和国没有任何主权。”在苏联时期，大俄罗斯人（通常仅指俄罗斯族）占苏联大约一半人口，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占约四分之一人口，其余包括大量的不同民族、种族和部族。
早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苏共高层企图在巨大的民族、种族、宗教、语言多样性中追求一致性和绝对控制，斯大林领导的“民族工作”，就开始有计划地迫害波兰人、日耳曼人、芬兰人、哥萨克人和朝鲜人等少数民族。苏德战争的爆发，再加上在种族和民族差异上长期存在的偏见乃至于偏执，导致了二战期间和战后苏共对一些苏联少数民族格外残忍的镇压和迫害政策。
二战期间，许多群体被指控同情或支持德国人，被大批强制遣送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劳改营或被处决。他们之中，包括伏尔加地区的日耳曼人、卡累利阿的芬兰人、北高加索的车臣人和英古什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伏尔加河下游里海西北沿岸的卡尔梅克人、格鲁吉亚的比什凯克土耳其人和其他民族，尤其是犹太人再次遭到苏联清洗迫害。在被强制迁移流放的途中，许多人因疾病和折磨而死去。
苏联当局还在各民族共和国（如格鲁吉亚和中亚的几个加盟国）和自治区（如克里米亚）采取“俄化”政策，大量安插俄罗斯族人，使得本国当地的民族数量低于俄罗斯人，规定使用俄语作为官方语言，并歧视和压制在这些地区世代生活的少数民族。
三、“北约东扩”与对苏联传统势力范围的争夺
1991年苏联解体和华约组织解散后，俄罗斯联邦为维持对前苏联地缘空间的主导权和控制，通过建立独联体（总部在明斯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一系列地区性国际组织和机制，企图维系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联系，以巩固对“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打造地缘空间的战略缓冲带，重建其势力范围。普京总统上台后，俄罗斯重新以大国崛起的姿态和对外战略的调整，也引起了中东欧和中亚国家的恐慌，一些成员国家甚至退出了独联体和集安组织，转而选择申请加入北约和欧盟组织。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违背与俄罗斯达成的口头协议，借势持续推进“北约东扩”，将那些申请加入北约意愿强烈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东欧国家纳入北约，不断挤压俄罗斯的地缘空间或传统势力范围，企图遏制俄罗斯的重新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安全威胁。
1999年，北约吸收波兰和匈牙利、捷克为北约成员，实现第一次东扩。2004年，北约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员，吸收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7个国家加入北约。2009年，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正式加入北约。2017年，黑山共和国加入北约。2020年，北马其顿也加入北约。从1999年至今，北约总共五次东扩，向东推进了1000余公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已成为俄罗斯家门口的最后一道“防线”。
随着北约东扩的推进，美国违背此前与俄罗斯达成的不在原东欧国家部署重型装备和军事力量的协议，加快在东欧地区部署反导武器系统，对俄国家安全尤其是其核威慑有效性带来重大挑战。2002年，美国退出与俄罗斯签署的《反导条约》，随后计划在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等国，部署陆基反导武器系统并建立前沿军事基地。
2013年，美国在罗马尼亚南部德韦塞卢空军基地开始建立反导基地，于2016年建成并部署“萨德”和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宙斯盾”系统配置SPY-1相控阵雷达（对高空目标侦测距离约400公里）和“标准-3”拦截弹，该拦截弹的MK41垂直发射装置，还可兼容发射“战斧”巡航导弹。2021年，美国开始在波兰的雷济科沃基地安装陆基“宙斯盾”系统，雷达预警监视范围覆盖了俄罗斯西部，已严重触及到俄安全“红线”。
2021年6月，普京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曾痛斥北约，“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和我们说，不会向东移动一寸。结果怎么样？我们被骗了。他们厚颜无耻地欺骗了我们。”2022年1月，普京批评美西方忽视俄对北约东扩的“根本性忧虑”，拒绝了俄关于不吸纳乌克兰加入北约、不在俄边境部署进攻性武器的核心诉求。这也是此次俄乌冲突爆发的一个重要源头所在，俄乌冲突问题从本质上看，依然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纷争。
地处东欧大平原的乌克兰，特别是黑海周边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欧洲大国争夺霸权的焦点地区。1991年独立后，乌克兰的对外政策虽然一直在调整，但坚持奉行以融入欧洲为目标、以保障国家安全利益和振兴民族经济为基轴、以平衡俄欧大国关系为支点的全面外交战略。2019年，乌克兰议会把加入北约作为国家基本方针写入了本国宪法。但由于苏联的历史联盟和地缘因素，乌克兰对俄罗斯仍然存在安全、经济和能源依赖，而俄罗斯则看重乌克兰在欧亚地缘格局中的战略缓冲带作用，一直不愿放手对乌克兰的政治和经济控制。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14年2月乌克兰亲俄派总统亚努科维奇被亲欧美派赶下台，导致乌克兰亲俄政权变天后，俄罗斯立即出兵占领克里米亚半岛（控制黑海的战略要地）和强力支持乌东顿巴斯独立的军事干涉行为了，因为稳定和控制乌东地区与黑海北部沿岸，关乎俄罗斯国家安全和重大经济利益。
2022年12月30日，俄罗斯的著名政治学者亚历山大?杜金在接受“今日俄罗斯”专访时指出：“俄乌冲突是世界上第一次‘多极战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前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延续。”他还指出，“当前，我们已经见识到莫斯科重新征服苏联时期地缘空间的决心，这意味着地缘政治的回归。”（参见2022年12月31日环球网相关报道）
事实上，乌克兰已严重脱离俄罗斯的控制范围。普京指出：“乌克兰政权在和俄罗斯的关系中，想要只占便宜，却不承担任何义务。”他认为：“乌克兰寡头政权所谓的亲近西方文明的选择，其目的根本不是为人们的福祉创造更好的条件，而是低三下四地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手服务。”毋庸置疑，普京的愤怒表明他对乌克兰政权已彻底失去了耐心。
四、俄罗斯高层对内外形势的战略误判（略）
1999年以来，俄罗斯至少在五场战争或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包括1999年～2000年第二次车臣战争、2008年8月俄格七日战争、2014年～2015年第一次俄乌冲突、2015年～2017年军事介入叙利亚行动、2022年初出兵干涉哈萨克斯坦政变等。这些局部战争和军事行动，展示出了普京的果断决心和俄军的出众实力。
但很多事实表明，一两次的胜利往往可能是下次失败的陷阱。比如，美军在打赢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之后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此次俄乌冲突，正因为受过去不断赢得决定性胜利的鼓舞和诱惑，加之对目前乌克兰军事实力、自身军事实力和西方国家干预程度等严重误判，使得俄高层错误地认为值得对“疲弱的”乌克兰再次冒险出手，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
正如我国古代《孙子兵法》所指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当代军事战略大家毛泽东曾多次强调，“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现代军事学说也提出，战争准备必须做到“料敌从宽，预己从严”。否者盲目开战，迟早会陷入军事被动甚至失败的深渊。此次俄乌冲突，再次验证了这些战争指导上颠扑不破的基本规律。由于俄罗斯高层对国内外形势的战略误判，从而导致俄乌冲突的战略被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