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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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完成于20世纪的抗战期间。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后，北方的多所大学被迫向西南部搬迁。包括北京大学的几所大学，在抗战期间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身为北京大学的教授，这几本书就是在这种落魄的情势下写成。在民族危难之时，书中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华文化坚定的信念。对我来说，六本书中最重要的是《新原道》和《新原人》。
出世与入世
《新原道》解析了中国哲学思想之精髓。冯友兰把它总结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概略地说，“极高明”说的是追求超越，而“道中庸”说的是人伦日常。“极高明而道中庸”说的是在人伦日常之中追求超越。这实际上就是出世与入世的合一，在入世中出世，在出世中入世。这种出世与入世合一的思想精髓正是标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因为在人类其他的主要文明中，追求超越总是会追到人世之外，无论是涅槃也好，天堂也好。只有中国人在人世之中追求超越。
按照我现在的理解，“中庸”正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独特的宇宙和人生观念。“中”意味着适中，它是阴阳大化宇宙观念的体现。阴阳大化，物极而返，所以一方面要冥极守中，避免极端，追求中和；另一方面要抛弃僵死恒定的原则，审时度势，凡事在鲜活动态的情势中把握最佳的适度。“庸者用也”，它是以人为本人生观念的体现。人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所以人性日用是核心的原则，人性的丰满、人际的和谐、人间的福祉是最崇高的追求。总之，中庸之道所展示的是中华文化独特的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合一的宇宙人生观念。李泽厚的“实用理性”同样意在刻画中华文化出世与入世合一的思想精髓，但在我看来，显然没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精准。
怎样实现出世与入世的合一？《新原人》给出了答案。信奉神灵的人类其他文化所追求的超越是本体的超越。面对着短暂的人生、有限的人世，这些文化总是要在此生之外去构建前生和来生，在人世之外去构建彼岸和来世。而中华文化所追求的超越是认识的超越。面对着人世的沉浮、生死的更迭，中华文化不是要摆脱动荡不定的世界，到现实的世界之外去找寻一个永恒安定的世界；相反，在直面动荡不定之中努力实现对阴阳大化的觉解，在超越的觉解之中实现精神的安宁与逍遥。也许两种做法在某些方面有异曲同工之效。然而，中华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人生观念不是悲观的，人生不是一片苦海，也不带有原罪，相反，其中的每分每秒都是值得享受的。即便深陷苦难，亦可苦中求乐。
《新原人》是冯友兰思想体系中的人论，其主体是人生四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关于人生四境界，我另写有评论文章（）。在人生四境界之外，《新原人》还谈到另外两个主题：才命和死生。生死是个更加基础的人生话题，我也想把它留在我的“生命感悟”系列的最后。在这篇文章里，我主要谈谈我对才命的感想。
力与才
在以“才命”为题的一章中，冯友兰其实论及人生的三个要素与人品的三个侧面。人生的三个要素是指人生的基本条件，而人品的三个侧面是指人生的价值实现。显然，人品是人的品性或品质，其中涉及价值评判，也就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人生的要素是实现这些价值的条件，所以人生的要素与人品的侧面之间存在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看人生的三个要素，它们分别是力、才和命。
力指的是个人的努力，才指的是个人的天赋。努力和天赋是人们在讨论一个人的成就时常提到的两个因素。我们常听到，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天才是做出了很大成就的人，而灵感主要来自天赋。爱迪生的这句名言也许是对他的某些成就的经验总结。在尝试了成百上千的材料之后，终于找到了钨丝用作电灯的材料。由这一成就得出上面的感慨，也许并没有太多的夸张成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用到所有的成就上，就未免偏颇了。
对于有些成就来说，天赋是决定性的条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努力的界限。在学术领域，数学和哲学肯定是需要特殊天赋的。没有这方面的特殊天赋，就不要从事纯粹的数学或哲学研究。因为如果没有把握极度抽象的数学或哲学问题的天赋能力，付出再大的努力，在这两个领域也不会走得很远。数学和哲学分别是自然科技和人文学科的基础，在这些应用数学和哲学的学术或工程领域中，对数学或哲学天赋的要求会少许多。在艺术领域，天赋似乎更加重要。如果没有绘画天赋，最基本的画都画不出来；如果没有音乐天赋，唱个最简单的歌都会跑调。所以，从事艺术领域的学生，通常都被当作特长生看待。当然，天赋的决定性影响不只是局限在高深的学术和艺术领域。体育项目上获得出众的成绩，同样需要身体上的天赋。
即便在上述天赋在其中有决定性影响的领域中，努力对于成就仍然是必要的。天赋良好的人，不做出足够的努力，同样不可能有大的成就。所以，任何可观的成就都是天赋和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于是便有了“小聪明”和“大智慧”的区分。“小聪明”的人总是利用自己的天赋才能来为自己省力，而“大智慧”的人总是通过努力把自己的天赋才能发挥到极致。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天赋和努力上时，我们忽略了人生的另一个基本的要素，即命。一提到“命”，许多人想到的是命中注定。这种先天注定的命的观念，显然源自神灵主宰的文化。这种文化认为在人世之外还有一个神灵的世界，而且神灵主宰着人世的一切。因此，人世的一切都是由神灵安排好了的，从而是注定的。摆脱了神灵主宰的中华文化中的命，当然不是这种先天注定的命。庄子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句话，最好地表述了中华文化中命的观念。命是人无可奈何的东西，换句话说，命是人不可控制的东西，而不是控制人的东西。
可见，命是力的直接对立面。个人的努力是自己能够控制的，而命是人不能控制的。在这种意义上，才也是一种命。人的天赋才能显然也是自己所不可控制的，它是先天给定的东西，所以称为“天赋”。才可以看作天命。在天命之外，还有后天的命。这是人的生存境遇。生存境遇包括历史境遇、家庭环境和生活境遇等主要部分。
人出生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历史境遇。在迅速变革的历史时期，时代变更令人目眩。年龄相差十年，甚至更短的人之间就存在代沟。我们70后的一代人与60后和80后的相比，就有着很不相同的历史境遇。我们的人生历程与中国迅速的现代化历程相吻合，我们的根恰到好处地扎在历史的传统中，但我们的路却没有受到不幸的干扰。我们年幼时体验了前现代的历史，在成长过程中慢慢理解了现代的精髓，我们还有充分的时间去建构、见证和拥抱后现代的未来。
家庭环境主要取决于父母，因为父母通常是个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人，也是影响最大的人。在特殊的情况下，其他的亲人，甚至收养人，会扮演突出的角色。正像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一样，他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或抚养人，自己的家庭。
在个人成熟独立了之后，仍然有许多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一个难得的机遇会带来欣喜，一个意外的事故会带来悲伤。一位良师益友会带来帮助，一个恶人会带来灾难。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或瘟疫会彻底改变人生轨迹。股市的日常波动也会带来情绪的起伏。
所有这些先天给定的东西，后天经历的东西，只要是个人无法控制的，都是命的一部分。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偶然的东西。个人的出生原本就带着奇迹般的偶然性，人生历程同样充满偶然性。其实，正是这些偶然性让人生变得如此神奇。偶然性带来了不确定性，同时也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庄子的那句话不仅表述了中华文化中命的观念，而且表明了中华文化应对命的方法。在神灵主宰的文化中，面对着人生中诸多不可控制的东西，人们试图构建一个或多个能够控制那些东西的超人存在。通过对超人存在的崇拜，卑微的个人与其发生了关联。由此，人们感觉找到了控制原本不可控制东西的一条间接途径。中华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应对方法。这集中体现在“安之”二字中。怎样安之是关键。面对着人生中不可控制的东西，中国的文化精英们不是试图去间接地控制它们，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只是奢望与徒劳。相反，他们努力地对不可控制的东西做精神的超越。通过对宇宙和人生的深入觉解，他们认识到，所有个人不可控制的东西都是阴阳大化的运作、天地自然的常态。这种认识让他们与天地合为一体，把不可控制的东西融入心中。于是人世的沉浮，甚至生死的更迭都变成了心中美丽的涟漪、壮丽的瀑布。
比较两种不同的应命方法，其间有共同的元素。两者都试图通过与超人存在的关联以超越有限的个人存在。然而，前者的超人存在是人世之外的精神存在（神灵），而后者的超人存在是人世之中的自然存在（天地）。这种不同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个人地位。在前者中，个人在神灵面前是卑微的，从而人生是需要极力摆脱的东西；而在后者中，个人与天地并立，因为他把天地纳入自己的精神之中，从而人生也变成值得享受的、天地的一部分，尽管其中有许多东西是个人无法控制的。
人品三侧面与人生三要素的关系
图表展示人生三要素力、才、命对于人品三侧面修养、学问、事功的作用。图中箭头标示重要性递减。横向箭头冯友兰在《新原人》“才命”章中有明确表述。纵向箭头是我对中华文化的理解。
人品
人品说的是人的品质。品质显然是一种价值评判，而任何价值评判都依托某种评判标准。冯友兰谈到了人的修养、学问和事功，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人品的三个维度或侧面。
提到修养，通常人们会想到道德修养。但是冯友兰用修养来指人的境界。境界与道德不是一回事。在人的四个境界之中，道德境界与道德有直接联系，功利境界与道德有紧密联系。功利境界中的人，行动以个人功利为原则，通常会干不道德的事。但是自然境界和天地境界中的人谈不上道德还是不道德。道德观念在自然境界中还没有出现，在天地境界中已经被超越。英语中的两个单词非常精确地表达这两种事物之间的区别：immoral是不道德的，即违背道德原则的，而amoral是非道德的，即与道德无关的。
学问实际上包括知识和能力两个部分。以前，一个人的知识储备是学问的重要部分。在有了网络搜索和ChatGPT之后，知识储备这部分在学问中的重要性降低了许多。相应地，分析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变得更加重要。对事态的深入洞见和对问题的创新解决，成为学问的最高表征。此外，学问也有深度和广度两个侧面。在英语中，“博士”Doctor这个词源于医生，因为在学科详细分工之前，医生懂的东西最多。现在的博士似乎懂的东西越来越少，时间和精力被越来越狭窄的专业领域占据，稍微远离自己的狭窄领域，立刻就降回幼稚状态。
事功是指功绩，确切来说，对世界产生的正面影响。事功与功利有关，但不是一回事。人们现在见到一个有钱人，就把他称为成功人士。这种功是不是意味着事功，要看那钱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用的。把继承了父母一大笔钱用作享乐的人称为成功人士，都让人感到别扭。如果那钱只是从投机中赚来，被用作个人挥霍，这其中显然也没有什么事功可言。如果在赚钱的过程中为社会生产了产品，或提供了服务，或者把继承来的钱用于慈善事业，这些情况中便有了事功。总之，事功必须为他人为社会带来福利。
修养、学问和事功应该涵盖了人品的所有侧面，而且是相互独立的三个侧面。修养良好的人，可能没太大的学问，也可能事功平平。学问深的人，可能修养低下，也可能一事无成。事功显著的人，可能自私自利，也可能学识浅薄。举几个例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许多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做人正直，心地善良的人。(高修养，低学问) 在目前的学术界，不缺在某个领域有很深的学问，但道德败坏的人。(高学问，低修养) 另外，一个人办厂生产某样产品纯粹是为了赚钱，但是这些产品也同时为消费者带来了福利。(高事功，低修养）
最后，我们看看人生三要素，力、才和命与人品三侧面，修养、学问和事功之间的关系。冯友兰的说法如下：
对于修养，力的作用最大，才次之，命更次。
对于学问，才的作用最大，力次之，命更次。
对于事功，命的作用最大，才次之，力更次。
在修养方面，个人努力最重要，天赋才能其次，后天的生存境遇理想情况下应毫无影响。冯友兰说，个人境界的提升和保持需要“敬及集义”。所谓“集义”，就是对宇宙人生做到深入的觉解；所谓“敬”，就是时时刻刻努力用深入的觉解指导自己的行动。两个方面显然都离不开个人的努力。这是中华文化中“修身”的要义。对于道德境界的觉解，所有人通过努力都可以达到。但是通达天地境界的觉解，则需要天赋才能的加持。在天地境界之中，所有后天的生存境遇都被超越，变得无所谓。
在学问方面，天赋才能最重要，个人努力其次，后天的生存境遇有一定的影响。我们通常把“真才实学”相提并论，实学的确以真才为条件。当然，任何大学问都离不开个人努力，头脑好使的人，使了之后才能出成效。对于学问有益的后天生存境遇包括获得珍贵的资料、遇上带来灵感的人和经历有重大启发的事。
在事功方面，后天的生存境遇最重要，天赋才能和个人努力相对来说作用小得多。我们经常看到才能平平，努力一般的人做成大事。其中的主要因素可能是出身，也可能是机遇。良好的机遇带来的事功，人们易于接受，但是对于良好的出身带来的事功，人们会产生社会不公的感觉。
在人生的三要素中，只有力是自己能够控制的，才和命都是自己无法控制的。所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评价一个人，修养最重要，学问其次，最后才考虑事功。人生在世，第一要务是好好做人，其次才谈得上做学问，最后才谈得上做事。在“内圣外王”的理想之中是有顺序的，“内圣”在先，“外王”在后。所以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说法。穷还是达，是由命决定的。即便是命不好，没有做事的机会，个人仍然要努力好好做人。
在以功利为原则的、俗化的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性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来了个倒错。现在事功变成了评价人的第一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学问以表面、形式的事功为准绳，事功和学问都可以以修养和人格为牺牲。中华民族的复兴最终是文化的复兴，而重新理顺价值体系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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