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我受聘担任上海XX集团副总经理，分管集团总部多个职能部门和集团下属职业学校、制药厂和化妆品厂等。然而就在上任还不到3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遭遇了一场残酷的考验——2002年12月，国内出现了非典型肺炎疫情（简称“非典”）。
2003年4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做好本市非典型肺炎预防和控制的通知》，明确相应的应急办法。4月5日，上海各大媒体及时报道了第一例输入型非典患者。4月8日，上海各大媒体都用大量篇幅报道有关非典防控的消息。4月14日，上海市政府下发《关于本市严格预防通过交通工具传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通知》，明确由铁路、交通、民航等部门在车站、码头客运站、候机楼等旅客集散场所设立“非典”病人和疑似病人的医学留验站，在各类交通工具上储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消毒物品，对非典严重地区来沪的火车、客车、飞机上的旅客以及货运车驾驶员、随车人员，实行个人健康信息登记制度；由有关部门继续对入境的飞机、船舶实行零报告制度。
上海市成立了由35个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和各区县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每天分析各种情况，协调组织全市的防范工作，制订严密的应对预案，以确保上海的安全和稳定。同时，由14名临床呼吸科、传染病、流行病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参加的防治专家委员会成立。此外，全市建立起一整套疾病监测网络和反应机制，110个医疗机构被确定为非典监测点，并确定市传染病医院、市肺科医院等4家医院为非典病人集中收治医院，专门的急救车辆全天候待命。一旦发现可疑病例，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隔离诊治，防止疾病的传播。
我所属的上海XX集团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服务、推广为一体的综合型大企业，员工一万多人。尤其是集团下属的职业学校，常年招生，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其流动性非常之大。当地政府疾控部门自然把职业学校列入进了“重点对象”。一方面，疾控部门希望暂时关闭学校、停止运营；而另一方面，集团董事会又要求学校配合政府、克服困难坚持运营。作为直接分管职业学校的我，被夹在中间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后通过反复沟通商议，暂停对外招生，保持现有教学。
我的人生第一次经历了全员戴口罩、一日三次测体温的防疫抗疫新体验。上海浦东新区及洋泾社区防疫部门的“白大褂”们便天天出入在我们的校园，帮助我们开展预防的同时更是监督做好查漏补缺的工作。说实话，第一次遇上这种“要命的非典”，大家心里难免恐慌和焦虑。
在这期间，我除了工作压力大外，还有来自家庭的意外与变故。我老岳父在四川老家突患重病昏迷不醒，在非典时期送医抢救过程中要有多费周折那时可想而知的。我走不开，只能让太太向上海防疫部门申请后飞回四川去，再经“隔离观察”后照顾老岳父。我每天两头担忧，寝食难安。可是还不到一个月，老岳父去世了。此时正值非典高峰期，各地管控更加严格了。不仅离沪难，即使回川经“隔离观察”后，也会耽误奔丧时间。无奈之下，只好拜托太太及家里亲属们代为办理老岳父的丧事了，小婿遥寄哀思愿老人家一路走好！
至到6月25日，市政府发布《关于本市防治“非典”工作进入常态有效管理的通告》后，这样的日子才逐渐得以缓解。
2003年非典是从2002年的12月开始，直到2003年的7月才结束，一共维持了8个月左右。我们职业学校经历了4、5、6三个月的“管控期”，最终交出了0感染的满意答卷，非常值得庆贺。
经历非典后的感受和体会是深刻且难忘的。非典疫情爆发时，整个国家都沉浸在深深的恐慌之中。人们戴着口罩，避免与他人接触，生活几乎陷入了停滞状态。这种恐慌和焦虑不仅体现在个人层面，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对未知疾病的恐惧和对健康安全的担忧。
面对非典，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和关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了得力措施，以防止疾病的进一步蔓延。社会各界人士，包括“白衣天使”们，不顾个人安危，走向非典第一线，为那些正因疾病困扰而逐渐憔悴的人们献出了自己的一份爱，使他们摆脱了病魔的阴影，重新健康起来。这种团结和努力最终取得了胜利，让人们感受到了世上无与伦比的真情。
对于个人而言，非典期间的生活经历也是一次难忘的记忆。有的人因为治疗期间过度用药而成为了半残疾人群，有的人则经历了被隔离、恐惧和焦虑。这些经历让人深刻反思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以及在面对疫情时个人和社会应如何更好地应对。
非典疫情过后，人们对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和控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疫病研究不仅仅关注病理，更从社会、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反思。非典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促使人们反思全球健康、公共卫生、社会治理等议题，为未来的疫情防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2003年12月于上海）
编辑：剑锋 审核：晓鸣
